东山赘婿：元明时期江南的合伙制社会与明清宗族
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历史上的水上人如何与为何上岸，是江南研究以及所有水乡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对水域开发过程中的定居入籍、产权获取及其上岸后的宗族建构已有一些出色成果，但对土地开发空间有限的明清江南地区这一过程如何实现，对明清时期江南商业发展和宗族建构的内在机制，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而水上人社会中的赘婿现象以及以此为代表的合伙制关系的形成，或可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问题的缘起，是为了解答历史上的水上人如何与为何上岸的问题。我的研究并不想只局限于关注一个边缘群体或弱势人群，而是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给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 前人研究：入籍、农业开发与商业化
近年来的水上人研究多与江河流域或湖区研究相联系，其超越前人之处在于对水域开发过程中的定居入籍、特别是产权获取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描述和分析，这当然也是水上人如何和为何上岸问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研究的自然拓展。但是，对于太湖岛屿这样的无地少地、甚至荡地开发都比较有限的地方，这一过程就会与上述研究所论有所不同。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脍炙人口的从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转变过程中去看，也即在前者日益商业化而后者日益农业化的过程中，水上人上岸的取向差异就变得易于理解了。
二、 江南赘婿现象：从田野到文献
假如不是在田野中搜集到那些族谱，而只是单纯地分析文本，从刘诗古所使用的这些族谱中也未必能轻易看出这些家族的祖先是渔民。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也启发了我对东山族谱的重新解读。这一田野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渔民社会中赘婿现象是否普遍，也不能说明当代社会中存在的情况与前现代社会的情况具有同样的发生机制，但至少告诉我们，赘婿现象与水上人社会是有关系的，至少启发我们去分析更早历史上的赘婿现象，特别是联想到刘志伟在对广州“姑嫂坟”传说的研究中，提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性祖先崇拜问题。
我们都知道，族谱的编纂是宗族建构的重要表征，有关赘婿的记录也完全可能是一种“宗族语言”。那么，这种记录或者“宗族语言”究竟反映出怎样的社会事实呢？或者说，族谱中的大量赘婿记录是否可以被视为水上人上岸的历史记录呢？
三、 经商、定居与承役：东山族谱传递的赘婿信息
在族谱叙事中，入赘现象与定居存在密切关联，其中个别例子还把入赘与水上人的定居联系在一起。不同地区水上人上岸后的宗族建构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虽然我们没有在东山的多数族谱中看到出于应役的目的而建立宗族的材料，但也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其他材料也可以证明，东山出外经商与应役之间实在是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而明中叶到清中叶期间江南的多次赋役改革又恰与东山宗族建构的时间相合，这二者之间或许是存在因果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江南有的确是有“宗族”的。
四、 合伙制社会：赘婿或姻契关系的社会意义
滨岛敦俊对江南水上人借由“赘婿”（养子、义男）的方式在圩田开发过程中作用的揭示，与本文强调的他们在经商网络中的作用，是明清江南社会发展中的一体两面。这两个方面既是同时发生的，在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亦有可能是历时性地发生的，即通过经商致富后开始投资土地开发。既然同一种方式在江南社会岸上（土地）经营和水上（商业）经营同时发挥作用，就不得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赘婿”现象在江南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元明时期大量存在的赘婿现象，是介乎于姻亲关系和拟亲属关系之间的合伙关系，因为许多赘婿及其子孙后来又归宗复姓，所以它看起来很像是一种手段，而不完全是出于延续血脉的需要。这种合伙关系本来是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但一方面它可以被容纳在后来的宗族体制框架内，另一方面，在宗族的商业经营中造成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合伙关系。
这种合伙关系和领本经营一样，显然不是共同出资，获得利润后根据各自出资多少进行分配的模式，而是像布罗代尔说的那种早期形式一样，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结合，也就是雇佣关系。
最后，水上人由于经商而致富，同时获得了在岸上定居的可能性。
文章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