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中的黄河治理
作者：王学斌，单位不详。
一
毫无疑问，自古以来黄河便不是一条安流。“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的特性，“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更是它的真实写照。沙多并非黄河决口泛滥的唯一因素，暴雨洪流的源头大多来自中游。
所谓天灾，泰半与人为关联。最基本的原因，便是农耕活动对黄河两岸水土的加速侵蚀作用。其次，治河技术不当也是一大因素。再次，面临能够预见的汛情，最无可挽回的是政务废弛，听之任之。铜瓦厢一处本就号称“兰阳第一险工”。
二
当然，在彼时的历史境况中，清政府亦有其实际难处。最迫切的危险，非洪水，而是兵临京城周边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一是肘腋之患，一是长年之灾，清政府势必先保政权，再顾及其他。
就这样，黄河在山东境内泛滥了十余个春秋，清政府上下都沉浸于平叛后所谓海晏河清的“中兴幻梦”当中。１８６８年８月，黄河在河南荥泽决口南流，“下注皖省之颍、寿一带，颍郡所属地方，一片汪洋，已成泽国”。淮、扬历来乃赋税重地，一旦水患不绝，可能会引发新的变，清廷迅即责令直隶总督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漕运总督张之万、东河总督苏廷魁、苏巡抚丁日昌、河南巡抚李鹤年、安徽巡抚吴坤修等沿线督、抚抓紧堵筑决口。
紧锣密鼓围堵之际，山东巡抚丁宝桢、兵部左侍郎胡家玉的两封要求黄河复归旧道的奏折触发了一阵朝堂议论。结局便是，决口堵筑之日，意味着争论平息之时。随着郑州口门的堵筑，黄河之水继续流归山东河道，齐鲁大地的数百万民众依然时时活在水患之中。
三
综观晚清政府关于黄河治理的讨论与施策，不难窥见其关键争议点无非两个：堵口浚堤与顺河筑堤难易程度与开销高低、江苏与山东谁更重要。
其实平心而论，在阐述复道与改道的理由时，两派官吏都只是就山东、江苏两省立论，试图从这两省之中找一个黄河入海代价较小的方案，尽管煞费苦心，但终究觅不到两全之策。
四
常言“大灾之后有大疫”，实则大灾之后还伴有大乱。君臣之间商讨治黄河事宜时，总有一个绕不过的隐衷：动员大量民工恐生暴动，遭受灾祸太久易致民变。前已言及，铜瓦厢决口后，清政府迟迟没有启动大量民工修堵工程，即担心调集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之后，翁同龢在讨论中也认为假如复归旧道，“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可见常言民心不可违的士大夫却往往生怕民力不可控。
苏北、江淮民众彪悍，难道山东百姓就天性柔弱？翻检方志，不难了解山东曹州一带的民众自古就以“好勇斗狠”着称。黄河北决后，正河断流，捻军渡河长驱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决口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以及以团练为组织的抗粮斗争，其他地区也不免出现水过民苦、官逼民反的情形。
更为糟糕的是，山东历来是护卫京师、襄援畿辅之屏障，“改道以来，西自考城，东至利津，各州县犬牙相错，被水隔绝，土匪肆起，州县难以稽查，不能即行捕缉，以致酿成巨患。现在黄水两岸，仍恐尚有奸民，倚恃漫水藏身，复萌故智”。于是“心头肉”却成了“眼中钉”，山东的动乱对京师构成直接威胁，为此清政府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还派僧格林沁、胜保率清军精锐来山东对付各路起义军。
文章摘自《书屋》2021年第10期，原文约6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