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政治与区域社会——以民国鸳鸯池水库建设为中心
作者：张景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尧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竣工于1947年的甘肃省金塔县鸳鸯池水库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土坝水库。鸳鸯池水库建设以解决由灌溉纠纷引发的区域社会危机为根本目标，而其立项并非一帆风顺，主事者最终依托民国政府的西北边疆政策与抗战时期对“团结后方”的优先考量而获取了支持。水库施工环节，地方士绅阶层积极发挥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影响力，形成以传统社会动员方式推动现代化水利工程施工的独特景观，体现出中国水利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鲜明特点。水库建设过程中，技术人员推动建立流域协商机制与使工地管理文明化的一系列努力，对区域社会产生了远超灌溉效益之外的影响，在区域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中起到了微妙作用。
一、 问题缘起
本文拟对鸳鸯池水库的规划与施工过程进行全面梳理，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对鸳鸯池水库建设历史进行探讨，重点涉及三个问题：鸳鸯池水库规划阶段的政治考虑、水库施工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工程建设留给区域社会何种遗产。
二、 团结后方：鸳鸯池水库规划的政治考量
鸳鸯池水库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与金塔县之间，因水库坝址建设于金塔县境内讨赖河干流之上的季节性湖泊鸳鸯池而得名。酒泉—金塔地区气候干燥，年降水量普遍不足50毫米，蒸发量高达1000毫米以上，自然景观以荒漠戈壁为主，间有依靠人工灌溉形成的肥沃绿洲，是“无灌溉即无农业”的典型区域。酒泉—金塔地区以发源于祁连山区的内陆河讨赖河水系为共同水源。酒泉位于上游，灌溉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社会繁荣；金塔县位于下游，灌溉水源常感不足，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要依靠酒泉尚未充分利用的部分径流维持农业发展。大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酒泉地区渠道取水方式由无坝顺河引水改为有坝拦河引水，这一水利技术上的显着变化使得地表径流在灌溉期间被全部留蓄于上游，下游金塔地区的灌溉状况在20世纪初急剧恶化。此外，边疆形势的变化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甘肃省政府对金塔县的用水需求深感同情，遂在派员调查后于1936年初发布训令，强制酒泉于灌溉期间让出部分水源，向金塔实施“均水”，引发酒泉方面强烈反对，酿成流域内严重的社会冲突，史称“酒金水案”。在此背景下，时任金塔县县长赵宗晋与酒泉县长凌子惟于1938年联合提出在两县边境修建水库的方案。
甘肃省政府对此反应亦积极，认为经费“自当在省筹措”；同时委托建设厅继续勘测，当年即正式确定水库坝址应在金塔县南部的鸳鸯池一带，并开始在各类文件中使用“鸳鸯池水库”之名。这表明修建水库已经不存在争议，各级政府在工程目标、技术路线、经费来源等关键方面也并无分歧，工程进入建设阶段的规划环节。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时甘肃省政府无足够财力与技术人才继续推进。对此，时任第七区专员的曹启文表达了悲观态度。
1941年，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以“七三”比例合股，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时任中国银行负责人宋子文兼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实质上为国家金融资本扶植下的“投资—建设”联合体，其业务重点在于负责甘肃全省水利的规划施工，而水利建设又明确以河西走廊为核心。1942年，蒋介石视察酒泉；自当年起，行政院决定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设；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确认“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河西走廊水利建设得到了政策的加持。战前曾主持“大上海”建设计划的原上海工务局长沈怡被任命为总经理，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运用个人声望以及较为优厚的薪酬延揽了一大批当时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到甘肃服务。
仅数年时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面临的资金与人才困难都大为纾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抗战中河西走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但在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地域广阔，东西长1000公里，涉及近百条大小河流，耗资巨大的现代化水利工程不可能全面铺开。当时在河西走廊，武威所在的石羊河流域、张掖所在的黑河流域以及玉门所在的昌马河（即疏勒河中游）流域，均有经甘肃省建设厅事先勘察过的大型灌溉工程建设计划，均可大幅增加垦荒面积，效益远在鸳鸯池水库之上。更为关键的是，毗邻盛世才集团控制的新疆，在此开发水利“复有政治意义”。此外，昌马河流域的玉门、安西两县官民吁请兴建工程的呼声亦很强烈。因此，鸳鸯池水库最终在与昌马河流域灌溉工程的竞争中胜出，还需要“时势”以外的加持。
约在1941年底，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致信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谓第七区拟建之大型工程应在昌马河与鸳鸯池之间选择一处，征求张心一的意见。在张心一看来，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后方团结”宜急办，大力垦荒、助力尚未发生问题的“西路国防”宜缓办，以此强调鸳鸯池水库的优先价值。张心一不否认新建水利工程对于经略新疆意义甚大，但强调服务抗战、确保后方安定应该放在更优先的地位。张心一的信函显然对沈怡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鸳鸯池水库的开工贺信中，第七区、金塔县、酒泉县都突出了水库在促进“后方团结”方面的功用，似乎达成某种普遍默契。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张心一是“团结后方”论最早的提出者。
三、 民工征调：现代工程的传统动员机制
鸳鸯池水库大坝是根据现代水工原理设计的土坝，施工难度颇大。但在鸳鸯池水库施工的全过程中，不但没有专业化施工队伍，仅有的四辆汽车需远赴兰州等地运输水泥等“贵重”建筑材料，最为珍贵的工程机械之一是用于基坑抽水的水泵。这意味着“现代化”的鸳鸯池水库大坝，其核心的工程用土运输与填筑工作，必须全部由“前现代”的方式完成，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进行相关工作。
金塔县政府开展的动员工作，开始曾试图依托新县制实行以来日渐基层行政化的乡、保机构予以执行，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正当金塔县政府对民工征调一筹莫展的时候，地方士绅开始积极介入民工动员活动。士绅们建议，以各保应纳田赋为依据摊派民工，民众不至于有意见。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代与空间语境，以“受益面积”为依据进行人力动员，这其实是中国水利现代化中义务劳动的通行组织办法。在设计此种方案的民国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无疑能彰显公平。士绅们的主张则来自河西走廊传统水利经验。
然而，仅仅在征调原则方面进行某些优化，完全不足以确保各保民工按数量到达。部分士绅开始直接对征调过程进行深度干预，其核心是设立催工员制度。部分士绅对于民众征调活动的另一项重大干预是改革民工伙食费制度。民工在鸳鸯池水库工地的劳动属于摊派性质，肃丰渠工程处负担伙食费用。
在鸳鸯池水库修建的过程中，工程师与地方士绅群体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正是以民工的组织动员为核心。当然，“声望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正得到“民众的理解”，是大可怀疑的。
四、 鸳鸯池水库建设的社会遗产
1947年鸳鸯池水库竣工蓄水后，酒泉—金塔间的水利纠纷彻底平息，当年金塔县就结束了无水可灌的历史。不过，水库建设留给地方的遗产显然不止这些。
通过水库建设，不但使县级政府“意外”增强了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还在流域内部初步形成了水利协商机制。工程技术人员则倾向于将鸳鸯池水库建设中经历的种种艰难视为一种经验教训。工地管理体制建设和人才人员培训，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程建设周期。
五、结语
鸳鸯池水库规划施工的历史表明，在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阶段中，包含政治与社会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鸳鸯池水库规划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获得拨款。鸳鸯池水库施工阶段，民工征调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水库设计施工过程中的一系列努力，给区域社会留下远超工程效益的丰厚遗产。工程技术人员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员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增添了第三方要素，现代水利工程建设对区域社会演化的影响机制由此变得日益复杂。现代水利工程的规划与施工有着明确而现实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种政治话语都可以被借用。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原文约23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