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物与旧科举：梁启超的反复和孙中山的不变
作者：杨国强，单位不详。
清末停科举，民初反思停科举。作为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年的这一段思想历程由知识人开先，以知识人为主体。因此，主张停科举的主要人物，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以及十多年之间，先主张停科举，后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都出自知识人。其间，梁启超以其前后反复、孙中山则以恒定不变而引人注目。
一
梁启超自一八九六年主《时务报》笔政，之后由此起家，在世路动荡中执言论界牛耳二十多年。因此，就停科举的源头而言，显然梁启超的个人影响无出其右。然而停科举之后五年，其“批评秕政”的重心一变而大幅度转向。先废科举，是因为深信“诸国竞智”为天下之通理，以此为尺度作衡量，又深信“科举之法”的“愚其民”已为中国之大害。后倡复科举，是因为科举既废，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变化。又以没有了科举之后的种种七颠八倒为反衬和映照，重新看到了科举制度曾长久地维系中国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常态的事实，以及这种由千年历史形成的事实里还有着至今犹存的那一面合理性。然则全盘倒转，正反映了思想改造实际社会的同时，变化中的实际社会也在以其越出预期一路的横决冲击思想和校正思想。随后是观察之所见变，论说的着力点也变，曾被指为“愚其民”的科举制度，因此而被置于一个更宽的广度之中，现出了“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的另一种面目。全盘倒转的背后，其实是已被推倒的科举身后留下的空洞太过巨大，以及那一代人面对这种空洞的无从填补。
二
与梁启超历经的否定之否定相比，作为这一段历史中的另一种典型，是孙中山评说科举的另一种眼光和理路。同在古今中西之间，他和梁启超一样，也常常引西方世界以观中国，但就科举制度而言，其比较和关注的重心并不在“新学新艺”，而是彼邦的政象和政象中的偏失。而后所见不同，则判断不同。所以，当朝廷停科举，以期“外人”之“刮目相看，推诚相与”的时候，客居日本的孙中山却正在规划引中国“固有”的“考选制”以纠欧西政治之弊。
一生致力于为中国营造共和民主的孙中山，同时又始终不肯相信选举政治可以全盘移入中国。在这个观察、探寻、疑虑、思考一路交集的过程中，“美国政治”的“腐败散漫”和“英国永久官吏制度，近乎中国之衙书吏制度”都成为反比，使他对应地认知“唐宋以来，官吏均由考试出身，科场条例，任何权力不能干涉。一经派为主考学政，为君主所钦命，独命之权高于一切。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称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学，纳人才于兴奋，无奔竞，无缴（徼）幸”，正以其能够剔除“蠢货”的实际公平，显现了“单凭选举”所见不到的合理性。而后是以合理纠正不合理，这种反比和对照已经是在把中国历史里的这一部分引入了他所设想的共和民主之中，于是而有“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应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之说，以及以“五权宪法”为名目的政纲。而中国历史引入共和民主，又使之成了一种“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
先人而倡停科举，又先人而反思停科举的梁启超，和别立宗旨，与时潮逆向而立的孙中山各由互不相同的心路和理路各是其所是，之后交集于以科举精神为后科举时代重建文官考试。对于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来说，这是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一种回澜和回声。
文章摘自《读书》2021年第10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