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作者：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
本文拟在把握《中国之病》一书的主旨及内容的基础上，考察这本书出版之后在中外人士之间产生的反响，梳理甘露德的“死硬派”标签指涉的内容及其生成过程，以期揭示五卅运动以后西方人中国观的变动与分化以及民族主义高涨之际国人对“辱华”言论的态度及应对。
一、“直系拥趸”与“中国通”：作为外报记者的甘露德
甘露德1889年生于美国，1912年来华，最初代表一家西药公司贩卖西药，在此过程中学会了中文，1916年成为《字林西报》驻北京的记者，直至1929年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员离开中国。1944年，甘露德回到中国，出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合办的重庆新闻学院的教务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不久，甘露德回到纽约。此后，他以笔名“Heptisax”继续发表文章，持“反苏”“反共”的立场。除《中国之病》外，192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平等条约：中国与外国人》（The Unequal Treaties：China and the Foreigner）的专着及一部名为《林蟒之莽》（The Indiscretions of Lin Mang）的小说。
作为北洋时期一名相当活跃的外国在华记者，甘露德与直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关系深厚。20世纪20年代，在许多美国在华人士眼中，吴佩孚所标举的民主、立宪的旗号与他们服膺的进步主义思想相一致，因而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随着“好人政府”的倒台和曹锟贿选的发生，这种期望逐渐破灭，甘露德亦声称吴佩孚不再以建立代议制政府为目标，而是旨在排除异己。
《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的身份及其与北洋政界的密切联系，使得甘露德的时政报道和评论得到英国政府驻华官员的关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Jordan，1852—1925）称甘露德是“真正能称得上紧跟中国时事的人”。不过，在一些对中国抱有同情的在华外国人眼中，拥护北洋军阀的甘露德是不受欢迎的。
二、“需加管束的孩童”：建立在种族优劣论基础上的中国观
较之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报道或评论，《中国之病》更能反映甘露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甘露德的论点是建立在种族优劣论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不能自我管理而必须由他人主宰”的劣等民族，他们一旦被赋予优等民族享有的自由权，便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麻烦，因而需要优等民族的“监护”。
三、吸引“眼球”与引发担忧：上海英文报纸与外侨的反应
该书出版后在纽约、芝加哥、温哥华等地销路颇佳，出版社决定加印800本，其受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外国读者对它的评价却并不完全如甘露德所言。该书很快遭到在华传教士的批评。在窦乐安的书评发表后不久，其他上海的主要报纸也注意到《中国之病》一书。相比《北华捷报》这份代表在华英侨利益的报纸，由美国人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对于这本书的观感则要负面得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侨中也有人对《中国之病》表示反感。
四、“被打了耳光”之后：罗运炎电请驱逐甘露德引发的攻讦
如果说，最先注意到《中国之病》一书的是在华外侨群体，那么该书为中国人广泛知晓则始于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撰文批驳该书并倡言驱逐甘氏。
罗运炎上书颜惠庆、要求驱逐甘露德的新闻，立即引起《字林西报》的注意。6月3日，《字林西报》在头版刊登消息称，“中国宣传家要求将甘露德先生驱逐出境”。6月5日，《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中国驻国联代表朱兆莘，指责他“以有辱中国为由要求国联遏制别人所了解的真相”，附带提及了罗运炎，暗示他们都存在为本国“护短”的倾向。有读者也撰文为甘露德鸣不平。在上海英侨中地位举足轻重的英商李德立（E．S．Little）也致信《字林西报》，对此事发表意见。他认为罗运炎要将甘露德驱逐出中国一事，是他印象中“最为有违常理的要求”。
很快，罗运炎便撰写了长文回应李徳立的要求。他直白地写出了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我们中国人被扇了耳光、挨了痛揍和恶意毁谤”。这篇文章发表后，李德立又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甘露德不但让中国人感到“被打了耳光、挨了痛揍和恶意毁谤”，外国商人、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也是如此，但是这些人中并没有人要对作者赶尽杀绝。他还鼓励罗运炎仿效甘露德，写作一篇文章来历数他眼中西方的问题，针对李德立提出的建议，罗运炎则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并不推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复仇。
罗运炎的激烈反应立即引发部分在华外侨的不满，他们以《字林西报》为阵地，抨击罗氏违反言论自由原则、无视中国现实问题，甚至将此事作为指摘中国的又一例证。
五、“唱反调”：雷穆森与夏晋麟对《中国之病》的回应
除了中外人士撰文评论《中国之病》，并围绕“驱逐甘露德”的争议展开论战外，甘露德《中国之病》的出版还催生了与其立论相反的著作。澳大利亚人雷穆森（Otto DUrham Rasmussen，1888—1970）撰写的《中国国是实况》（此为该书封面题写的中文书名）一书即是一例。该书英文名是“What’s Right with China”，副标题为“对于外国批评的回答”（An Answer to FOreign Criticism），从这个标题中便能看出该书以甘露德《中国之病》作为潜在的批评对象。
雷穆森对甘露德的驳斥招致另一位被视为“死硬派”的代表人物——《京津泰晤士报》主笔伍德海的不满。《中国国是实况》面世后，伍德海在《京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一种“上海心理”及其矛盾之处》（“A‘Shanghai Mind’and Its Contradictions），此文后被《北华捷报》转载。伍徳海认为，在过去的11个月中中国并没有发生足以促成雷氏态度骤变的大事，因此怀疑雷氏之言并非真正发自内心。
此外，1926年7、8月间，正当甘露德的《中国之病》成为《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报纸中颇受争议的问题时，曾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夏晋麟以同样的题目在《字林西报》上连续发表五篇文章，试图从中国人的角度回答“中国究竟怎么了？”夏晋麟历数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人应对危机的努力，承认民国肇造后中国的历史是“不光彩的”。痛定思痛，夏晋麟试图找到中国真正的乱源。首先，排外运动。其次，个人主义。最后，自上而下的贫困。
六、“死硬派”称谓的实质
在近代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书写中，像明恩溥和甘露德这类从所谓国民性入手书写中国的例子并不鲜见。不过，在这套看似一脉相承的话语之外，将甘露德的《中国之病》放回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探究这本书面世后引发的反响，不难看出，真正引起中外读者反感与批评的，不仅仅是甘露德对所谓中国人民族性的评头论足，而是他对于当时中国各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敌对态度。真正惹恼中国人的，正是甘露德们将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说成是受到苏俄煽动的产物，而完全无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诉求。
七、结语
从甘露德的《中国之病》一书出版后引发的不同反响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在华西人并非铁板一块。无论支持甘露德与否，这些外国人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甘露德书中激发中国民众更为强烈的反英情绪的担忧。此外，自清末以来，那些来自西方的“他者”对于中国的观察及对中国民族性的概括常常引起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自觉。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1年第11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