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作者：黄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制度知识是政治体制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经长期积累，制度知识的体系至汉末已相当繁密。在汉魏之际与两晋之际的两次大规模战乱中，官制礼仪知识因文献、实物的损毁而破败流失，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仅依靠个别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勉强开展。制度知识历经动荡而未完全散亡，离不开士人家学的支撑。颍川荀氏、北地傅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等魏晋高门均重视官制礼仪的传习，这项知识特长也成为维持家族威望的助力。
本文将重点考察制度知识中围绕官制、礼制的部分在汉末以降的解体过程，进而关注这一困境下曹魏、东晋等新兴政权的挣扎和调适。依赖士人家学，制度知识的传承并未完全中断，其不绝如缕的一面也会在后文论述。
一、制度知识的散乱及影响
京城是王朝体制下一切资源的中心，荡覆京畿的“董卓之乱”揭开了制度知识散亡的序幕。图书典籍受害尤深，史称“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只剩下七十余车随帝西迁。两年后，长安朝廷再次动乱，这批图籍也“一时燔荡”。由它们承载的官制、礼制知识自然难以幸免。各种实物在战乱中的毁损也造成了制度知识的佚失。
随着汉献帝迁都许昌以及曹操统一华北，军阀混战的局面逐渐平息。接下来我们关注制度知识散亡背景下的制度兴复。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一些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承乱而起的蜀汉、孙吴政权，也在恢复官制礼仪的道路上努力尝试。
经曹魏一朝的修复与积累，官制礼仪在西晋迎来全新的局面，尤其是禅代之际“荀顗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裴秀议官制”，堪称盛况。很快，晋末新一轮的动乱又阻断了制度知识的发展，接下来转入对两晋之际相关情况的考察。
四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在匈奴铁蹄的蹂躏下，洛阳、长安相继陷落，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之地。驻扎在建康的司马睿拾获继统的机遇。新政权在纷乱的局势中仓促成立，既远离过去的政治中心，其基底又不过是司马睿领导下的将军府（后为丞相府），种种因素决定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发育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官制礼仪在东晋前期尤其残破。东晋官制礼仪的窘况，与“中兴草创，百度从简”有关，而制度知识的散亡亦为重要诱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僚、学者凭借制度知识上的特长，活跃于政治前台，受到统治者的优遇。凭借部分谙熟制度的官员的努力，官制礼仪得以在动荡之后逐渐修复。制度知识的人际传播孔道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人家学的支撑。家庭教育对学术文化在汉晋间的绵延贡献尤大。
二、制度知识的家内传承
魏晋盛门颍川荀氏的家族文化中就带有礼仪朝章之学的基因。从现存史料来看，荀攸是最早同制度之学建立连接的荀氏人物。荀勖一支从西晋开始在制度之学上崭露头角。擅长官制礼仪之学的荀勖子孙对永嘉丧乱后南北方的制度建设都发挥了推动作用。荀彧后人也在家学中注入了官制礼仪的内容。顺带指出，“议官制”的河东裴秀，其家族文化中亦有制度之学的一席之地。除了官制的改定，司马昭在咸熙元年建立的五等爵制也出自裴秀的策划。
魏末名臣傅嘏，精于官僚制度。傅嘏在朝廷制度上的考究态度，融入了家庭文化，子、孙中都出现了以制度之学见长的人物。傅玄—傅咸是北地傅氏另一显要房支，其家学同样强调官制礼仪的掌握。永嘉之后傅氏南迁，制度之学相传不绝。代表人物是傅咸曾孙傅瑗。
东晋以降崛起的制度学世家以琅邪王氏中王彪之一支最为显要。“青箱学”的开创者王彪之为王导从弟王彬之子。王彪之将自己收集的“朝仪”、“旧事”缄于青箱，传予子孙。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自然能不断培养精于官制礼仪的学者。
三、小结
以上，对魏晋乱世中的制度知识进行了概观。两次全国性的动荡打断了制度知识的有序传承。它们的散乱与亡失，造成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秦汉式政治体制的延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刚从动荡中崛起的新政权，就已对制度知识在政治发展上的价值有所体认，其标志就是多位官僚因精于制度之学而为人君所重。制度知识依靠士族家学而延续不绝的一面也被揭示。
文章摘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9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