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的中日“书籍之路”——基于第12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
作者：王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摘要：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书籍之路盛况空前。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所存的4份与第12次遣唐使有关联的书目，表明遣唐使携归日本书籍并非个人任意行为，而是举国之力有计划地搜求阙本，所抄写的经书均为日本国内所缺书籍。以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
一、四份正仓院文书
唐开元十八年（730），僧智升编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或“开元藏”），收录“一切经”总数为5048卷。仅仅5年之后的735年，日本入唐僧玄昉携带5000余卷佛书而归，推测是把《开元录》打包带回了日本。这些唐写本佛经传到日本后被大量传抄，并迅速流通到各地寺院。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日本天平宝字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奉写一切经所解》，当时日本的“一切经”总数竟然达到5372卷，比《开元录》还多324卷。其中的谜团何在？本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4份佛经目录，复原唐天宝十一年、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出发，于两年后回国的第12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试以揭开这个谜团。
第1份文书是《可请大乘经本目录》。该文书收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类收”条。《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列出35部佛书，推断也是这一时期各宗上报的求书目录之一。第2份文书是《可请本经目录》。该目录列出149部书目，除了大乘经外，还有小乘论、贤圣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录包涵《可请大乘经本目录》35部中的34部，并对其中21部添加了书籍的具体信息（作者、译者、卷数等），因此推断《可请本经目录》是僧纲所根据各宗提交的书目汇总、整理、编撰而成。第3份文书是《奉写一切经所解》。该文书落款的时间是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收书24部107卷，尾书明言这是天平胜宝四年出发、两年后回国的遣唐使携归，而且都是首次传入日本的“新本”。由此推断，这是遣唐使根据“阙本”目录购求到手的书目列表。前面所说的《可请本经目录》包含《可请大乘经本目录》35部中的34部，而遣唐使携归的24部中有13部出现在《可请本经目录》，这绝非偶然现象，3份目录之间具有密切关联。第4份文书是《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该文书收在“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类收”条下，收书176部684卷，囊括遣唐使携归24部中的20部（除“目录外经”4部）。笔者推测这份文书类收时间有误，应该在此之后、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之前。
以上4份文书，在正仓院文书中互不关联，但是把4份文书串接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第12次遣唐使入唐求书的脉络：日本任命遣唐使后，僧纲所向寺院各宗征集“欠本”目录，这是第1份文书；僧纲所汇总各宗递交的目录，整理编撰成一个总目录，委托遣唐使购求，这是第2份文书；遣唐使根据“欠本”目录购求书籍，携带回国上呈朝廷，这是第3份文书；朝廷对遣唐使携归书籍遴选后，确定抄写书目，并支付所需纸张笔墨等，这是第4份文书。
由上，对于奈良时代日本的一切经为何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原因基本上有四个方面：一是入唐僧尽其所能带回所有书籍；二是日本高度关注唐朝译经动态，凡日本所无的或新译的，举国家之力购求之；三是因天灾人祸一旦出现残卷断篇，必向唐朝购求补充之；四是日本一切经收藏的门坎比中国低，如对于圣贤集、别生经等也来者不拒。
二、唐与日本一切经数量差异原因
正如先学们所指出的那样，唐与日本之“一切经观”的差异，是造成两国一切经总数落差的重要原因。本文希冀在此基础上再推进一步，即以第12次遣唐使为例，通过解析入唐前准备的阙书目录（《可请本经目录》）与回国后递呈的搜书目录（《奉写一切经所解》），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唐代佛书东传的轨迹，破解奈良一切经数量巨大之谜。
三、释《奉写一切经所解》
飞鸟时代开启端倪的写经机构，至奈良时代在律令制度框架下继续发展，逐步形成职责明确、功能齐全、制度完备的“写经所”——除了朝廷运营的写经所，还有皇亲、贵族、寺院等设立的类似机构。
“奉写一切经所”（原称“奉写一切经司”）系直属朝廷、为天皇服务的官营写经机构，“解”则是日本律令制度中下级递呈上级的官方文书体裁。在整个奈良时代，奉写一切经所发出数量众多的“解”，所以一般在文书前冠以“某年某月某日”加以区别。
四、对石田茂作“补缺卷”的解读
第12次遣唐使携归的佛书“并是旧元来无本”，这句话令人惊讶和好奇。因为随同这批遣唐使赴日的唐僧鉴真也携带了大量书籍，然而鉴真携带的35部中有17部此前已经传入日本，难道遣唐使携带回国的书籍全部是“新本”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日本著名佛教史学家石田茂作对此存疑，通过比对奈良时代一切经抄写目录，指出《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阿育王经》均非初传之书。石田茂作虽然敏锐地发现了“阙本”这一盲区，即遣唐使只带回所缺之卷，不带日本已有之卷，揭示了日本入唐求书机制中一个新的特征。然而，他的分析还不足于解释上述7部“阙本”包涵的所有问题。
笔者初步核查奈良时代的写经记录，发现《阿育王经》的写经记录有15次，内中5卷本最多，有10次；4卷本次之，有2次；其余2卷本、1卷本、卷数不明者各1次。由此可知，奈良时代有多个版本的《阿育王经》传到日本，然而在15次写经记录中没有一次是超过5卷的，这颇令人产生怀疑。从遣唐使“不携复本”的求书特征考虑，有一种可能性是此前的既传书为安法钦译本（5卷本），而遣唐使的新传书为僧伽婆罗译本（10卷本）。如果这样解释，遣唐使“只带回所缺之卷，不带回日本已有之卷”的说法还是能够成立的。
即便如此，还有若干问题存在。倘若第12次遣唐使带回僧伽婆罗译10卷本《阿育王经》，为何单单缺少第七卷，只带回9卷呢？注目于《阿育王经》后的注文“欠第七”之“欠”字，发现前述7部阙本中有4部注有此字（标★印者），这些卷帙不全之本似非石田茂作所言为“补其缺卷”而携归者，事实上标有“欠”字之卷均未带回日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五、二份“可请”书目比较
笔者追踪这个问题多年，目前稍稍理出些头绪，兹介绍几件相关史料。《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十二）》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类收”条下，辑录5份缺失年月日的文书，其中以“可请”起头的2份文书（《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可请本经目录》），推测与第12次遣唐使搜书活动有关。证据之一是，《可请大乘经本目录》收录的35部佛书，6部由此次遣唐使带回，考虑到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遣唐使携归书目，“大乘经”目录下总共列出8部，其中6部与《可请大乘经本目录》重叠，如此高的比例当非出自偶然。
与这份文书相关的是同一时期的《可请本经目录》，共列出149部书目，除了大乘经之外，还包括小乘论、贤圣集等。《可请本经目录》较之《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增加了大量详细而具体的书籍信息，由此提高了遣唐使搜书的效率，比对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所载书目，13部书籍由遣唐使成功带回。第12次遣唐使带回的24部佛书中，13部与《可请本经目录》重合，占半数以上，而且书籍的信息（译者、书名、卷数）高度一致，两者的承继关系毋庸置疑。
六、《未写经律论集目录》收录时间考
从玄昉735年带回《开元释教录》、736年光明皇后立刻开始抄写的速度看，第12次遣唐使754年带回的书籍，直到761年才“从内堂请，奉写加如前”，似乎衔接时间过长。填补这个时间空白的是《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这份文书收录在《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十二）》“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类收”条下，日本学者考定为委托第12次遣唐使搜集“未度来书”目录，并认为此书目系天平胜宝四年日本所需的写经底本。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被归为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文书，而前一年三月三日“遣唐使等拜朝”而渡海入唐，这份书目又如何能送到遣唐使之手呢？唯一的可能是《大日本古文书》将其类收于“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时间有误。据《续日本纪》记载“遣使奉唐国信物于山科陵”是天平胜宝六年三月十日，笔者推测《未写经律论集目录》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后至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前。
七、奈良时代的入唐求书体制与中日书籍之路的延续
通过4份正仓院文书——《可请大乘经本目录》（752年）、《可请本经目录》（752年）、《未写经律论集目录》（754－761年？）、《奉写一切经所解》（761年），大致勾勒出第12次遣唐使“书籍之路”的轨迹：750年：任命遣唐使（《续日本纪》）；752年正月：各宗上报所需书目（《可请大乘经本目录》）；752年正月至三月：僧纲所汇总书目整理出阙本目录交遣唐使（《可请本经目录》）；752年三月：遣唐使拜朝出发（《续日本纪》）；754年正月至三月：遣唐使陆续回国，将从唐朝带回的佛经交给僧纲所（《续日本纪》）；754年三月以后：僧纲所整理遣唐使携归书籍，除“目录外经”全部列入写经计划（《未写经律论目录》）；761年三月：朝廷确定实施抄写遣唐使携归书目（包括“目录外经”）计划（《奉写一切经所解》）。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是《可请本经目录》共列出149部书目，但遣唐使仅带回其中的13部（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那么没有带回的136部怎么处理？其二是遣唐使总共带回24部书籍，除了13部可以推断是根据《可请本经目录》收集的，余下的11部书籍全部是日本的“阙本”或“欠卷”，这些信息又是从何处获得的呢？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便是《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的下面4部带有★号的书籍，这4部书籍的一个共同点，是书籍后面均标记着一个“欠”字。
书目后为何要标上“欠”字呢？说明此次遣唐使没有完成预定的求书计划，留下的任务交给下一次遣唐使去完成。笔者认为，《可请本经目录》中没有带回的136部，可能是作为“阙本”移交给下一次遣唐使；《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遣唐使带回的24部书籍中，不见于《可请本经目录》的11部，应该是上一次遣唐使遗留下来的“阙本”。
日本国立写经机构任务繁重，第12次遣唐使带回的书籍，5年后终于轮到开始抄写。这次出现的巨大变化是，日本朝廷最后决定，遣唐使带回的书籍全部抄写，包括专家建议剔除的《目录外经》。
中国的一切经门坎很高，一般《目录外经》《别生经》《贤圣》入藏把关甚严。日本的一切经则非常开放，只要是中国传来的几乎全部照单收录，甚至还收入日本人的著作，因此奈良时代的一切经总数超过《开元释教录》也就不奇怪了。
文章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约11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