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读物与明清识字问题研究
作者：温海波，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清杂字以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主要满足乡民基本读写需要，是讨论民众识字的直接材料。对杂字涉及的识字史，可从两个维度解读：其一，透过成规模数量的杂字，系统处理书籍史信息，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与认读使用，审视明清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其二，从日常生活的实态，将杂字与民众书写实践产生的民间文献关联，建立语料库对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生产的文类进行计量语言学分析，此方法直接有效回应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基准的长期争论，也为日后识字率研究奠定基础。
本文拟在回顾以往杂字的搜集研究及其问题出路基础上，汲取书籍史、语言学的养分，探讨明清民众识字的渠道方法，进而对杂字生产流通背后孕育和催生的“文字下乡”这一重要社会文化进程进行反思。
一、杂字的搜集研究与问题出路
20世纪30、40年代，学者大致从语言学、俗文学、教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开启了对杂字的研究。欧美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也留意杂字，日本学者仁井田升、酒井忠夫、田仲一成等，也利用杂字分别对中国法制史、教育史和戏剧史做了开创性研究。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注意到杂字中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瞿菊农亦利用数种杂字探讨蒙养教材。张志公则对杂字的渊源、性质、分类及大致发展过程做了初步探索，他最早对杂字的文献脉络有所交代，开创了杂字专门研究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起，杂字研究大体围绕语言文字、教育和史学领域展开。
大致而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杂字的发掘整理与杂字中史实的利用。除此以外，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罗友枝、吴蕙芳和包筠雅（CynthiaJ．Brokaw）三位学者的研究。罗友枝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既被学者广泛征引，又遭到不少质疑。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将几种绘图杂字与“三百千”的单字进行比较，强调杂字教授的文字与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字更具关联性。惜因罗氏从教育机会聚焦识字率的整体估算，而没有对明清杂字更多着墨。
总体而言，由于视角不同，以往触及杂字与识字的讨论，无论史料收集广度，抑或讨论深度上均显不足：罗氏重点讨论的是教育机会，包氏侧重的是文本制造，而吴氏则强调与日用类书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讨论都突出从日常生活的语境理解识字的功用和意义。当前各地发掘出丰富多元的杂字，不但要求对这种文类在明清时期井喷式涌现给出历史解释，而且大量杂字的生产流通也为探讨识字问题至少提供了两个相当独特的视角：从历时性层面以杂字的书籍史为起点，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基本历史过程；在共时性角度分析杂字对民众识字能力的影响。
二、杂字流传与“文字下乡”
明清大量杂字的刊、抄流通，既是用以交换和流通的文本，也是传递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两个面向。换言之，笔者倡导将物质形态的杂字与精神层次的识字联系起来，探究杂字的生命历程（文本特征、物质形态、认读实践）和社会环境如何生成识字意义。然而，这种读物在书籍秩序中，为儒者所不齿，故而带有颇多局限，大都只是杂字内容，序跋罕见，编者佚名，刊印不标属地等，从而导致杂字往往是孤立的文本，罕有线索知晓详尽的书史信息。鉴于上述缺憾，在具体讨论时需借助如地方志、社会调查、回忆资料等相关的只言片语，以使杂字流动起来，通过各种寻踪探迹以勾画书籍传播循环圈，由此呈现杂字生产流传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后果。
对杂字的生产而言，要充分利用保留的序跋，这些有限信息直接呈现文本的编者简介，成立过程（其字汇如何选择、参照用书）和创作意图（预期受众、读法教法和编纂目的等）。此外，一些有出版信息的杂字，一般标识刊刻堂号却不具地方，就要利用版刻工具书确定地点，但也需要注意发现其谬误，因不同地域的机构使用相同名号或存在跨地域分号等。因此，要返回杂字本身找寻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综合两种信息确认其地点。
对杂字的流通而言，难以寻觅直接的书商材料，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首先定位受众的构成，这在不同杂字的书名、序跋或相关人物的回忆性叙述中有所呈现。其次追问传播途径和流通数量，从部分杂字后附经销广告，辅之以历代出版史材料，发现其销售途径和模式。至于流通量主要考虑印次情况、手抄流通情形，可反映杂字流通的地域特征和普遍性状况。再次考虑的是受众购买能力，既要利用杂字的形态——大小、字体、用纸、篇幅等，从侧面讨论价格问题，又要利用直接的书单和其他类型的书价（特别是区分定价与实际售价），乃至相关的米价、物价进行比较。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对收集到的成规模数量的杂字进行流传时空的分析：探讨杂字的编写纂述、受众群体和流通情形，重点是呈现不同地域杂字的刊印传抄状况、市场流通层级、价格区间和销售方式，以期揭示杂字主要受众的面貌。这些杂字的扩展，尤其是数量、种类大增和出版地点的变动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下层民众文字知识的图景。
从书籍的生产流通，透过规模数量的杂字在时间维度、空间层次的变动和社会层面的拓展研究，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发展动向，从而对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史议题进行再思考。
三、杂字读写与民众识字能力
循着杂字的发展线索，不仅可从历时性呈现明清文化发展的某些基本过程，而且在共时性层面为日常生活情境下的识字提供了诠释的直接证据。目前，明清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争议就是如何理解民众识字的门槛。职此之故，对识字的讨论不能仅停留于定性描述，还需借助定量分析，而援用语料库的计量方法，可望为民众识字提供有效的解释。语料库计量为识字研究的论辩提供了突破口，与其在主观经验认定的（罗友枝受社会经济史影响，而文学史是伊维德的关怀）识字数量上争论不休，不如计量确定明清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使用的字汇，从静态上探测识字教材里的文字，在动态中统计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字。明清民众接触的文书类型繁复，而在杂字中亦有培养记账、文约、礼仪等诸多不同类型的读写能力。由此，借鉴语言学的理路，探查明清乡村识字“学”与“用”的关联是妥帖的。
明清民众接触的文书类型繁复，而在杂字中亦有培养记账、文约、礼仪等诸多不同类型的读写能力。由此，借鉴语言学的理路，探查明清乡村识字“学”与“用”的关联是妥帖的。
在定量之外，也不能搁置定性材料的助力作用，尤其是他者眼光。从静态来看，杂字字库的形成是知识筛选、取舍权衡和过滤组织的结果。从动态上来说，每种在地的杂字关联编织了各种民间文献，近年各地各类民间文献的发掘，为确定各种文类使用的字汇及数量提供了可能。
通过不同性质的文类分析，不仅可以探查日常生活实践语境中运用的多元复数识字能力，为民众识字基准的界定提供有力证据，还将揭示民众识字读本和日常实践用字的关联，推进对乡民识字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作为日后探讨民众识字率的基础。应该提到，语料库的方法，只是对明清民众的字量、字种、高频字统计，至于识字率的研究，虽有大量签押符号作为民众识字证据，但其具体展开还需以村落为个案，配合族谱资料系统统计，甚至借助大型数据库，尤其是近年流行的数位人文工具。
余论
明清识字问题一直是学界认为重要，却难度较高，而缺乏系统研究的课题。杂字作为正统文献的价值不高，却为检视民众识字提供了绝佳素材。本文在以往将杂字作为史实论证的基础上，倡导铺陈文本本身的生命历程。文中提倡的书籍史路数及语料库计量，只是杂字触及的识字研究的择要举证，希冀以此将明清识字问题纳入日常生活重新定位。还应指出，杂字所形成的文字知识如何与日常生活交织，从而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观念世界，是以往研究忽略的领域。因此，虽然诸多杂字分散零碎，但保持杂字与其他民间文献的系统性，从文献的生成流传出发将杂字和学习者后续的进阶学习、日常生活相结合，进而从不同的文本传统和具体历史情境，理解明清时代的地方文献和民间社会。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原文约20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