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归于一”：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的意义
作者：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及文史研究院。
摘要：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影响既深且巨。伴随“学科的制度化”，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而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展开的“学科史”书写，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立足于中国检讨近代学科知识成长，重点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就前者来说，自当关注“西学”（包括“东学”）传入中国所涉及的相关著述；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等问题。就后者来说，则关乎“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如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应；学科史的书写等问题。如何确立合适的视野与方法，值得深入辨析。
一、问题的意义及视野的确立
追踪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聚焦于“学”，再自然不过。所谓“学”，不仅与“器”“艺”对应，还与“政”“教”（道）密切相关。笔者曾围绕学、政、教这三个关键词分析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与变奏，大致指明区分“西教”与“西学”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内涵不断拓展；“学”则是从与“器”“技”“艺”“术”的纠葛中被拯救出来，获得“普遍性”与“现代性”的定位。这一系列变化既动摇着晚清读书人一向所捍卫的“道”与“教”，还使其不得不直面“学归于一”的巨变。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大致可结合“西学”（包括“东学”）的传入进行把握，其成长的时段主要是晚清及民国时期，但也有必要结合耶稣会士的来华确立问题的起点。从时间跨度来说，实际涉及16—20世纪的历史。时间节点之外，立足于中国检讨近代学科知识成长，重点要处理的是奠定其底色的“中西问题”，尤其需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
二、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的传入
将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似乎也确立了问题的起点，那就是结合传入的“西学”论着（包括译作及独立文本），以此发现分科知识成长的线索。文本之外，学科术语同样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分科知识最初是通过学科术语呈现的，据此进行梳理，亦可看出成长的线索。
分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图景是逐渐清晰起来的，且不断在变化中。不过，在开展这些溯源工作时，充分认识到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是非常必要的，结合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行考察，辨析其中掺杂的各种因素，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各分科知识在中国成长的线索，并检讨其中之得失。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唯展现分科知识不断成长的历程，各学科专门术语的译介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形成同样值得重视。“西学东渐”推动的翻译活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异域知识的接纳，相伴而生的则是各类“新名词”与“新概念”。故此，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还涉及如何解决各学科术语的问题。而且，由于日本的作用日益凸显，还广泛采用“日语借词”，其学科术语占比也颇高。此一过程不仅存在“知识”屏障，还往往演化为“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因此，考察学科知识的成长亦当重视学科术语如何确立的问题，正是学科术语的译介并规范化，某一学科才呈现清晰的图景。
三、中国本土对分科知识的接引
将分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略区分为传入与接引不同的层面，可以更好地说明各分科知识及学科术语如何由“西”入“中”，从中还可看出，所谓“西学”或“西方知识”都是历史性范畴。同时，来华西人对西学的引介也有高度选择性，甚至努力迎合中国本土对知识的认知，所谓“西方”，实际亦加入了中国元素。问题转向中国本土对分科知识的接引，重点则要关注这些分科知识如何在中国落实。这也意味着需要重视各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不仅要关注“学科的制度化”，还要考虑这些分科知识如何走向公众，以及如何开展学科史书写等问题。
余论
对于如何审视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本文结合视野与方法略陈己见，只是简要总结过往的研究心得。除了可以将对问题的检讨做出相应的区分之外，还有必要强调确立“整体性”的观念、守护“历史的维度”的重要性。
文章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原文约28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