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与“世变”：简论清末民初的“新名词入诗”现象
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
摘要：清末以来，经过梁启超等人援引译介的日本新名词大量输入，广受中国读者欢迎。其派生效应是新名词被滥用的情形非常普遍，大量的“新名词入诗”及有关的“文变”现象出现即是表征。文以载政，因文见政，这引发了诸多争议，时人纷纷反思援用新名词之得失，尤其关注因“文变”导致的“世变”及其影响问题。
清末民初一个普遍流行“新名词入诗”现象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尽管有一些从文学史和报刊史研究角度所做的讨论，尚缺乏从思想史与接受史角度进行的钩沉。
一、“新名词入诗”
1902年12月，一个立场激进的杂志《大陆》（或《大陆报》）在上海创刊。稍后模仿《新民丛报》风格的该杂志第2期“文苑”栏目刊登了七首未署名的新名词诗歌，其中一首有云：“且据赫斯冲教网，复宗卢孟定民依。”同期《大陆报》及该杂志其他期乃至当时诸多趋新激进报刊上登载的新名词诗，风格与品质也多相仿。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所提及的斯宾塞、赫胥黎、卢梭和孟德斯鸠是清末诸多趋新士子崇拜的思想偶像，其中卢梭对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尤大。职是之故，以“卢梭”作为新名词入诗、入文，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到了民初，更有时人曾不断集新名词拼凑成诗，用新内容充实于旧形式，以此表达自己对新名词流行风气的欢迎态度，同时也不无藉此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之意。受此风气影响，当时甚至有人用新名词去写作艳诗者。
诸如此类的上述情况，均显示出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诗风乃至所引介的新名词和所倡导的阅读文化在清末民初的影响力，自然使得当时的文风、文体大受影响，因之也饱受争议。
二、“新名词入诗”争议
其实，由于字数、平仄、押韵等的限定，旧诗这一传统文体并不太适合于用不雅不驯的外来新名词填充。故而，此类“新名词入诗”的做法引起的争议和批评同样很多。还有人认为这种新名词入诗现象系由梁启超所引发，引发的模仿效果不容乐观。这类对新名词入诗及梁启超所开风气的指责同样延续到民国时期。实际上，即便是新名词诗的先行者、倡导者梁启超对“新名词入诗”现象也曾屡有批评检讨。故此，清末以降由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明显存在梁启超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之弊。
三、“文变”与“世变”
面对庚辛以来新学盛行、新名词流行和梁启超的影响日益扩大的状况，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联合制订的《学务纲要》曾有因应措施。与官方表述中认为新名词的流行表征当下中国士风堕落、国文受到威胁的认知不同，更多趋新知识分子则是欢迎和拥抱这种“文体”与“士风”。蔡元培为了适应“世变”的需要，才决定编选这样一本涵义深远、文以载道的《文变》一书。梁启超之所以提倡新名词，引发“文变”，乃是因为他认为语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文变需要配合世变，这样才能更好适应和服务现实。
清末民初新名词及“新名词入诗”现象的流行，无非是当时因“世变”所带来的“文变”表征之一罢了。
结语
概言之，本土的思想资源既然不足以应对“世变”——所谓执“旧法”无法“治近世”，时人不得不寻求他山之石以作为奥援和凭借。吊诡的是，这样的“新名词入诗”做法，看似宣扬了新学，实则穿新鞋走老路，仍旧陷入传统文以载道的窠臼，只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想象中或理想中的欧美日列强的强国经验作为衡评中国的标准，援外入中，借正在风靡的启蒙理念、西学资源等一系列现代性的知识来反观、评判中国，“借诗论政”“借诗论史”，以“诗言志”、以“新”作为标榜，希望新学紧密服务于现实、引导时代。如此取径过于强调当下主义、过于重视文艺再现和服务社会的一面，因此很容易让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为时事与世俗的附庸和工具，失却其本来角色。
文章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