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梁启超自20世纪初年开始就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近代学术的变迁等进行探讨，阐明了近代中国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的观点。同时，梁启超还对中国近代重大事件展开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学术梳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他提出的“新史学”观念的成功实践，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
本文试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凸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开创者地位。
一、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当时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为现实社会演进尤其是政治变革服务，具有总结最近历史经验的性质，因而政治史的意识十分强烈。这与他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是密切联系的。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代表作是《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代学术概论》等，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能全面而系统地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规律，但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大致勾勒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层面及变迁的基本轨迹。
梁启超在进化论的指导下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认为近代中国在“学问和思想方面”，“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梳理和描述，不仅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思想前进的总趋势，而且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表现出“剧变”的特征和“新陈代谢”的特征。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的划分，为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派”所继承和发展。
梁启超着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对清代学术有系统的研究。关于今文经学。梁启超梳理了今文经学在晚清变迁的历程，认为今文经学的基本精神在“经世致用”，“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自珍和魏源，并且“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关于晚清清学正统派。梁启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清学正统处于蜕分与衰落期之中，“其运命自不能以复久延”，但仍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且保有承继的学统。关于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有着一个“讲求西学”的运动。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认为，近代中国政治的进化尤为突出。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因而要从“国民自觉”的角度来剖析近代中国政治的演变。梁启超虽然对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表示不满，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现象”确实“令人怄气”，但他认为对政治也“不必失望”。
二、关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研究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近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特别注重对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察与分析，其论断颇有诸多的合理之处，对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四）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
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色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主张，使中国史坛掀起“史学革命”的浪潮，进化论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现代化由此启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梁启超开始了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生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全新的梳理，构建一个初步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因此，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学术风格：（一）进化论的历史观。（二）强烈的当代史意识。（三）经世致用的色彩。（四）“民史”的撰述理念。
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现代化研究学派）和两大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研究范式”），梁启超显然是现代化研究学派的先驱性人物。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及其观点，对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起过某些重要的影响。
文章摘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原文约153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