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及可能突破的路径
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如何加强和深化抗战军事史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仅就当下抗战军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梳理，并就可能实现突破的路径略陈管见。
一、正面战场的研究视野有待拓宽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弥补以往正面战场在抗战史叙事中的缺失，学界从不同层面持续开展了正面战场军事史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台湾地区战后编纂的各类战史资料也得到较多利用。此外，随着民国档案的刊布与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正面战场军事史研究受到关注，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着。但从深化正面战场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视野似有进一步拓宽的空间。
（一）正面战场初期作战，战争形态的变化未受到足够关注。在近代世界军事变革的历史上，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早已成为战争常态，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立体作战的战争形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经济实力等原因，国防建设的重点集中到陆军，海军和空军建设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严重滞后。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初步奠定了三军协同作战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在国民党军队承担作战的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陆军，战史研究突出陆军作用本是应有之义，但国民政府有限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时期，现有研究则鲜有对陆海空三军配合作战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国民党战场战史编纂的分工大有关系。（二）正面战场中后期作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未作打通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东方战场而言，也存在着两个战场：一是中国战场，二是太平洋战场。大体上说，中国战场承担着对日本陆军作战的主要任务，太平洋战场承担着对日本海军作战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虽然在地域上有所分隔，但两个战场密切关联，互为战略支持。应当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海面和海岛作战的同时，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动向很多与太平洋战场的进展紧密关联。
二、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待充分展现
敌后游击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对日游击作战的主战场，对敌后战场游击战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研究。此外，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也在众多地区开展了对日游击作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待更充分展现：（一）中共敌后战场游击作战的复杂性展现不足。（二）中共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多以宏观结论代替实证研究。（三）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研究，存在以省域代替根据地的“碎片化”现象。（四）中共敌后游击战研究的史料来源不够丰富。（五）中共武装力量对日作战与“反顽”作战存在相提并论的现象。（六）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兼顾不周。
三、抗战军事领域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军事史是一个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的学科领域，它包括军队统帅部及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军队状况、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与动员、作战能力、后勤保障、战区与后方关系、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军事动员、供给支持、军种协调、战区配合等等。以上这些方面当然是军事史研究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涉及抗战军事史的诸多领域，值得深入探讨：（一）“敌情分析”与决策机制。（二）战前国防建设。（三）国防地理与作战地域分布。（四）典型战役的进一步挖掘。（五）战绩评价的问题意识。（六）兵役制度的实施与武器装备等。
文章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原文约10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