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题记和发愿文所见西夏人的家庭观与国家观
作者：郝振宇，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提要：佛经题记和发愿文是祈愿者亲手记录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祈愿者的社会认知与真情实感。以祈愿内容中的祈愿对象为划分标准，西夏人的佛经题记和发愿文有单式和复式之分。单式的祈愿对象具有唯一性，祈愿内容以家庭为主，私我心理较为明显;复式的祈愿对象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祈愿内容一般以国家和家庭为主，私我心理与超我心理并存。西夏人的家庭观和国家观的形成与他们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及儒家孝亲与忠君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同时，民众对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已形成自觉意识与认同观念，甚至言称西夏为“中国”，表现出“中国”意识。
本文以佛经题记和发愿文为主体，并辅以石窟题记，分析祈愿者的身份和祈愿内容，进而对祈愿者的家庭观和国家观进行探讨，并进一步了解西夏家庭和国家的形成及西夏人对家庭和国家的认知问题。
一、祈愿内容反映的家庭观和国家观
佛经题记和发愿文是西夏人亲手记录的，比较真实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西夏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生活面貌与真实情感。虽然不同群体撰写的题记与发愿文的结构、内容和篇幅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祈愿对象与祈愿内容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西夏人的题记和发愿文有单式和复式之分，单式的祈愿对象具有唯一性，复式的祈愿对象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式祈愿主题以家庭为主，复式祈愿主题则是家庭与国家兼有。所以，对西夏发愿群体来说，有以家庭为主的独立的私我发愿，也有家庭与国家共存的私我与超我兼有的发愿。当发愿对象超出家庭界限后，发愿者就有一种超我心理的流露。
二、家庭的独立与西夏人对家庭的重视
党项人在不断适应外部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的生存环境，由游牧文明逐渐向农耕文明靠拢。西夏立国后，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个体家庭摆脱血缘社会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单位。因政府财政源于家庭赋税，国家军队出自家庭壮丁，两者共同奠定了西夏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所以，家庭受到政府的重视。同时，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成为社会伦理的内核，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等级秩序成为西夏社会等级秩序建立的基础，稳定家庭秩序以保障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西夏历代统治者的共识。
三、西夏的建立与西夏人的国家认同
西夏在建立前后，李元昊通过建立官制、制定礼乐、议定朝仪和兴办文化教育等系列措施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原属身份进行革新并对新身份进行系统构建，力图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共同体，使境内民众可以在心理上自觉认同和主动归属西夏政权。在西夏立国二十年后的惠宗秉常时期，民众对皇帝与国家的认同就已经渐趋成熟稳定。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在西夏中后期的施经祈愿内容中体现得愈发频繁，说明这种等级秩序已经被社会群体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西夏集聚而居的宗族群体和地缘群体不仅对佛教信仰充满热情，而且已然十分熟悉印施佛经的过程中题记的书写程序，对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已内化于心而成自觉意识。
四、结语
祈愿者亲手记录的佛经题记和发愿文中的祈愿内容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他们对家庭与国家的认知与真情实感，无论是上层统治群体还是下层普通民众，在此都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而民众对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已形成自觉意识与认同观念。西夏人家庭观与国家观的形成及对家庭与国家的重视与他们生存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儒家孝亲与忠君思想在西夏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隋唐时期，党项先辈在青藏高原东端的河谷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唐五代宋初，在党项迁居黄土高原地区的长时段内，黄土高原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党项人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党项与周边的汉人交往频繁，农业逐渐在党项人的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比重。受到农业文明熏陶，党项人逐渐产生安土观念，蕃汉杂居，逐渐形成了定居村落，并构建以共同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群体网络和以非共同的血缘基础建构的村落群体网络。而这两种网络相互交织，在一定空间内形成了蕃汉共居、异姓杂居和同姓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这既有助于加强个体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集权式政权的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家庭作为西夏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仅为儒家伦理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也催化着民众家庭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内化。
文章摘自《暨南史学》2021年第1期，原文约20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