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宴饮与南宋致语书写方式的生成
作者：周剑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致语在南宋士人社会中承载着重要意义。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是致语最主要的应用场合。这一场合以士人交往为内里实质，以休闲娱乐为外在呈现，促成了致语以颂扬宾客、渲染气氛为核心的写作模式。在颂扬宾客的部分，作者倾向于采用为人、为政与为文相结合的颂扬结构，并引入现在、过去与将来的历时脉络，以实现对宾客的全方位赞美。在渲染气氛的部分，则凭借优美的场景描绘与巧妙的诗词融裁，营造清新文雅、诗酒风流的整体氛围。从文学的层面说，思致绵密、文采斐然的致语，使恭维得以成为一门艺术；从文化层面说，致语是士人知识修养与文学能力的鲜明体现，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并折射着南宋士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
本文将聚焦南宋致语，考察其应用场域之基本性质，梳理其典型书写方式，探求其映像的思想意识与价值体系，以深化对南宋文学世界的真切认知。
士人宴饮与官场交际：致语应用场域的基本属性
致语，有时也称乐语。严格来说，两个概念有细微的不同。乐语涵盖的范围更广，宴会上交由伶人念诵的文辞皆为乐语。在朝廷大型宴饮中，表演节目众多，诵辞繁复，多称“乐语”。本文重点关注士人宴会所用致语。
从本质上说，致语是与宴会表演紧密相关的，乃“优伶献伎之词”。与宴会表演相关的文学创作自古就有，在传统礼仪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士人宴会使用致语并非一开始就广为流行，而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宋哲宗以前，为士人宴会而作的致语，今可见者不多。此后致语日渐增多，稍晚于苏轼的黄庭坚、陈师道、李之仪等人皆有制作，南宋更是风行一时。
致语的篇名提供了明晰的宴会主题。许多标题明确提示了官员的身份。还有一些宴会，乍看似与官家公事无关，但究其实质，仍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综观南宋致语，带有官场交际色彩的作品堪称中流砥柱。参加宴会及从事写作的士人都是官场社交中的一员，职官制度与公家事务促成了他们的交际往来，而宴会是依循礼仪并深化情谊的一种具体方式。此即南宋致语的应用场域，场域中的诸种因素塑造着致语文本的样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致语的书写逻辑，进入致语的文学世界。
宴会中致语的念诵是由表演者完成的。作者通常需代入表演者立场，模拟表演者口吻。这一点在致语的最末几句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宴会通常包括饮酒、用餐、表演等多个部分，致语吟诵占据的时间不会太长，然而对于一场正式的宴会来说，致语带来的仪式感是不可或缺的。致语好比点题之笔，设宴的目的、主宾的情谊，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具体且郑重的形式来展现。
北宋末年以降，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成为致语这一文体最主要的应用场域。这一应用场域既承载着推进士人交往的目的，又兼有休闲娱乐的意味，促成了致语以恭维宾客、渲染气氛为内核的写作模式，亦令致语成为我们窥视南宋士人社交生活的一扇明窗。
为人为政与先贤故事：仕宦生涯的理想描绘
对宾客的恭维是致语的主要内容，但并不等于说致语是虚伪而无意义的写作。恭维宾客是致语应用场域决定的内核，然而具体书写仍取决于作者。在富于官场交际色彩的南宋致语中，仕宦是核心准绳。依据不同对象、不同宴会目的，致语褒扬的重点会有细微的调整。作为褒扬重点的为人、为政与为文，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传统儒家对德行、政事、文学等方面的重视。而致语对德行与文学的称美最终以政事为归依，处理政事的能力及取得的业绩，才是致语恭维部分的重中之重。这是官场交际带来的取向，同时也是宋代士人仕宦理想的真切折射。
如果说为人、为政与为文横向构筑了理想官员的基本特征，那么对仕官经历的追述及对前途的期待，则从纵向的维度体现了士人关于仕途进阶的理想。许多致语在称扬宾客时会采取一种历时性的呈现方式——过去、现在、将来。
为人、为政与为文的有机结构，现在、过去与将来的历时脉络，共同构成致语恭维部分的典型书写方式，呼应着南宋士人仕宦生涯的理想蓝图。而这一蓝图的构筑，还有赖于具体的表现技法。想要实现华彩且自然的恭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援引先贤故事，将眼前之人与前代贤人达宦相提并论。注重用典本是骈文写作传统，而在致语的应用场域中，对人物典故的使用，得到了极为突出地强化。
氛围经营与诗词化用：文人风采的有效展示
应用于士人宴饮的致语，在颂扬宾客之外，还承载着调动宴会气氛的重要功能。对相关景物、场景展开描绘与想象，渲染清新文雅、诗酒风流的整体氛围，成为致语又一典型书写方式。
开篇部分通常具有提示宴会主旨的功能，在这一部分引入相关景物以映衬宴会的主题、凸显宴会的难得，是不少致语的常见做法。开篇部分篇幅较短，重在提纲挈领，书写多点到即止。对景物展开精细描摹、努力渲染宴会的喜乐气氛，更多是在致语的后半部分。另一些致语在经营氛围时，更热衷于凸显风流倜傥的人物态度。
致语的应用场域既以职官体制为依托，又以士人为主要参与者和撰写者。如果说对宾客的颂扬尤为突出地体现了官场社交的底色，那么对清雅氛围的经营则投射着士人的典型审美趣味。为营设符合士人审美理想的宴饮氛围，作者将目光集中投向了前代诗词。对诗词成句及相关典故的化用，有着相当高的频率。
对风雅氛围的着意经营，构筑着致语的整体风格倾向。文采斐然、秀丽清雅是突出表征。
士人身份与群体认同：话语方式内部的价值体系
以士人宴饮和官场社交为底色的应用场域，在生成致语书写方式和典型风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致语的境界。认为致语乃俳谐之语、加以贬抑的观点，正是由此而来。致语的应用场域决定了致语需以颂扬之语为主流，而颂扬终究难以避免溢美之处。然若因此将致语一概否定，却又是对宋人写作真实状态的遮蔽，也是对致语独特价值的忽视。从文学层面说，致语使恭维真正成为一门艺术：既以对仕宦理想的描画完成对宾客的颂扬，又以绚丽的辞采营设宴会的风雅气氛，其文学表现可圈可点。从文化层面说，致语参与着士人交际的过程，不但是知识修养与文学能力的体现，而且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折射着南宋士人特有的价值体系。
为认清这一点，不妨对士人写作致语的具体情境再作一些考察：致语作者是以怎样的身份进行写作？致语写作在其仕途生涯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初入仕途的士人或位阶较低的官僚，代长官写作公文，这是宋代颇为常见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州县教授代撰致语的情况。第二种典型情境是官员为自己举办的宴会撰写致语。第三类写作情境是退居士大夫的宴会。
凭借以上三类情境的考察，我们可以感受到致语在南宋士人社会中承载的意义。致语的话语方式及风格特色是对南宋士人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鲜明呼应。凭借华美的辞藻、精致的典故对宾客进行不遗余力的颂扬、准确把握宾主关系并精心营造清新风雅的宴会氛围，其实是对南宋社会独特面相的一种折射：在这个社会中，知识与文采是士人的群体共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仕宦基础。南宋士阶层接续了唐宋之际变革的总体趋势，同时也由上向下不断深化。如果说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中，科举士大夫占据了领导地位，那么从北宋到南宋的士人群体，则经历着由中央向地方、由高层向低层的进一步拓展。知识与文采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拥有，日常交际中应用性极强的写作又为士人提供了施展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兴盛的致语，是文学权力下行的表现，也是文学水平提升的明证。
余论
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艺术的水准，宋代都是致语的巅峰。元代以后，致语便有难以为继的倾向，渐向其他文体转化。究其根本原因，是应用场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元代对科举制度的漠视是对士人的一次重大打击，官场宴饮也失去了士人之文化底色，对致语的需求不复强烈。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学权利的下移，一般士人乃至普通民众家宴对致语的需求日渐增多。为应对日常写作的需要，四六类书勃兴，提供了众多便利的活套，同时也削弱了士人精雕细琢的动力，导致致语艺术水平的滑坡。时过境迁，后人已不能认同致语的地位。唯有回归致语生存的历史时空，对致语的书写肌理作出细致审视，我们方能真切感知致语内部的士人心灵世界，并为一种应用之文、“俳谐”之文所能达到的精致艺术而由衷佩服。
文章摘自《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