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与汉代祭祀文化取向
作者：张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以元鼎四年（前113）的汾阴后土之祀和元鼎五年（前112）的甘泉太一之祀为标志。汉武帝通过郊祀改革，强化了汉初以来的以楚文化为主的祭祀文化取向，吸纳了其他诸侯国祭祀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祭祀文化氛围。作为郊祀仪式中的一部分，《郊祀歌》与郊祀乐、舞相配，以求达到神、人沟通的目的。在郊祀礼乐制作的过程中，制作者仅象征性地承袭了周代祭祀文化的基本格调，主要通过采赵、代、秦、楚之讴，命内廷文人制作《郊祀歌》，配以“新声”，形成汉代“新雅”，以此反映新的时代风貌。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对后世郊祀文学和郊祀文化影响深远。
就礼制改革而言，元鼎四年（前113）的汾阴后土之祀和元鼎五年（前112）的甘泉太一之祀标志着具有汉代特色的郊祀文化的形成。此后，帝王郊祀对此或继承，或改进，或否定，均表明武帝朝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体系中都据有重要的位置。
一、武帝朝郊祀改革的思想基础
郊祀的名称源于祭祀处所。郊祀源于古老的天人感应观念。然而天人合一思想在董仲舒生前并未流行，汉武帝对祥瑞的兴趣主要与方士对他的成仙蛊惑密不可分。为郊祀而兴建的甘泉宫和诸多礼仪都是齐地方士的主意。
汉武帝朝郊祀和封禅这两大文化盛事中儒生都未得到重用。因此郊祀改革的思想基础并非儒学，而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楚文化以及方士极力推荐的齐文化。从配乐来看，太一之祀的配乐为《九歌》。齐地并不祭祀后土，汉武帝亲自提议将后土单独受祭，明显带有提升楚地祭祀文化地位的政治意图。不过以上举措的实施，并不意味着汉武帝排斥或边缘化其他祭祀文化。
首先，汉武帝保留了郊雍之礼。其次，从祭祀的对象来看，甘泉太一祭祀的对象包括各诸侯国信奉的诸多神灵。再次，从祭祀的歌辞来看，秦、楚、赵、代的民歌都在采集之列。汉武帝选择既不合古制又有诸多不便的甘泉、汾阴进行祭祀，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以祥瑞为依据，创立以楚祭祀文化为主导的祭祀文化，借此树立汉王朝权威。
二、郊祀主神的确立与楚文化之关系
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以元鼎四年（前113）的汾阴后土之祀为开端。在汉武帝之前，后土只是黄帝的辅佐神。从《楚辞》来看，后土是楚文化中幽都的统治者。天是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武帝将后土从幽都之神、黄帝之佐提升为可与周人的天、地自然神媲美的土地神，是希望以楚祭祀文化为主体来建构汉帝国的主流祭祀文化，从文化上确立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汉武帝于汾阴祭祀后土，还与后土祠出宝鼎密切相关。鼎为国之重器，是皇权的象征。
楚文化中后土是幽都之神，也是农神。表明汉武帝后土汾阴之祀对凝聚民心、构建汉帝国的祭祀文化、树立汉武帝的形象有积极作用。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在甘泉郊祀太一，标志着汉武帝朝建立了以楚文化中的太一、后土对祭为国家祀典的新的祭祀体系。太一，又称太乙，《楚辞·九歌》称东皇太一，《郊祀歌》称惟泰元尊。这位神灵“经纬天地，作成四时”，是天地的开创者。日月星辰、阴阳五行、风雨雷电、人间百姓莫不受其统治。
元鼎四年（前113）秋，汉武帝至雍，将行郊雍之礼。此次郊雍之前，有劝其郊祀太一者，武帝疑而未定。齐人公孙卿以成仙登天劝说汉武帝。汉武帝叹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妻子如脱屣耳。”古甘泉山是传说中黄帝飞升之处，郊祀而能成仙，这使得汉武帝下定决心在甘泉山进行郊祀。招魂也好，成仙也好，都表明汉武帝最初祭祀太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从流传下来的《郊祀歌》来看，汉武帝在郊祀时也毫不掩饰其求长生的愿望。虽然汉武帝最初祭祀太一带有浪漫主义因素，但在设置郊祀典礼时，汉武帝开始有意识地树立权威，创立以楚文化为主导的新的祭祀文化形态。
汉武帝将郊祀地点从雍改至甘泉，与其说否定了秦帝国和文景时代动乱的诸侯王政权乃至周边少数民族政治权威，不如说是创立了由太一、后土信仰为主导，融合了各地祭祀文化的新的祭祀文化形态，标志着汉代祭祀文化从承秦制改为汉代新制。
三、郊祀礼仪与汉代祭祀的文化取向
汉武帝以太一、后土为主神，五帝为陪神，群神配享的郊祀格局既突出了楚文化在建构国家礼治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又吸收和融合其他各诸侯国祭祀文化，符合大一统的时代潮流。汉武帝朝郊祀改革虽然有意摆脱周文化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袭了周代祭祀文化。首先是它继承了天地对祭的祭祀体系。其次是它采用了“宫悬”（四面悬钟）的基本格局。最后，汉武帝为了笼络人心，在制定郊祀典礼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渗透了武帝本人喜好奢华、爱好极致、不拘成规的性格特点，在各个方面都带有想象力飞扬的浪漫主义风格。首先是祭祀的祠堂极为豪华。为了进行甘泉太一之祀，汉武帝修建了庞大的建筑群。其次是群神数量极多。再次是“尽用其乐”。郊祀歌辞、舞蹈、配乐皆不合古制。这些新变化既与汉武帝喜爱极致化的个性以及其求升仙、求长生的浪漫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也与汉武帝意欲强化以楚文化为主的文化取向密切相关。
四、余论
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是在遵从汉武帝个人的情感偏好（求长生）的前提下，建立一套以楚祭祀文化为主体、适应大汉全盛时期发展需要的国家祀典礼仪，儒家思想仅为参考。汉武帝在世时，汲黯对将《天马诗》荐于郊庙表达了不同意见。汉武帝去世后，汉明帝时王肃等人提倡改良武帝朝的郊祀礼仪。汉成帝时匡衡建议废除甘泉、汾阴之祀，提出恢复周代在王城南北郊进行郊祀的格局，取消玉女乐等。于是，甘泉太一之祀、汾阴后土之祀经过几次反复，数度被废。班固《汉书·礼乐志》批评汉代的郊庙乐不合古制，“今汉郊庙歌诗，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可见在儒生眼中，周公制作的礼乐才是正宗，汉武帝郊祀采用的礼乐不合古制，有人认为其批评具有合理性。然而周公制作的礼乐是从哪里来的呢？康保成指出：“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过程。可以说，在周公‘制作礼乐’之前，并没有礼乐和散乐的区别。换言之，周代的所谓‘礼乐’均出自古代和当时的散乐或夷乐。”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俗与雅并非永远处于对立面。作为俗乐的楚声和其他诸侯国的民谣经过大汉帝国宫廷赋家与乐师的润饰，荐于郊庙，也就具有了雅乐的地位。
后代郊祀歌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仿《诗经》颂体，其二是仿汉代的《郊祀歌》。颜延之、傅玄、谢庄、谢眺、沈约、张说所作的迎送神歌都遵用了汉《郊祀歌》的三言体式。可见《郊祀歌》的文体对后世郊祀乐有深远的影响。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汉武帝的郊祀改革对文学发展有积极影响，如赵敏俐认为《郊祀歌》是研究汉代文学史的重要对象，也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重要材料；徐兴无认为“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与采集工作；蔡丹君指出汉武帝时确立的甘泉祭祀为此后的两汉赋家常常提及，凝结为“甘泉文学”传统和相关历史记忆；钱志熙认为魏晋以降历朝祭祀天地的祭祀乐舞的直接渊源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郊祀乐及其歌诗《郊祀歌》十九章。
汉武帝朝的郊祀改革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总的来说，汉武帝在改革中大胆地融入了新的时代因素，确立了楚文化祭祀体系的主导地位，彰显了汉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浪漫主义气质，具有积极意义。
文章摘自《求索》2021年第4期，原文约13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