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作者：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摘要：高句丽建国神话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善时间及目的等做了探讨，认为移植改造神话大致始于朱蒙( 邹牟) 被诱杀之后，而其完整和完善则是在《好太王碑》撰写成文和《魏书·高句丽传》成书之前。高句丽王室建构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神化朱蒙（邹牟），以巩固桂娄部的统治地位，但也有意或无意掩盖了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史实，并为解读高句丽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本文试图围绕高句丽建国神话引出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揭示该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掩盖的史实，希望有助于建国神话以及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建国神话与高句丽族源研究
有关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石刻碑文和文献记述两大类。有关的石刻碑文见于《好太王碑》《冉牟墓志》《集安高句丽碑》等铭文中，而以《好太王碑》所载最为完整。文献记述则出现在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梁书·高句骊传》和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三国遗事·高句丽》等的记载中，而以《魏书·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最为完整。从时间顺序上看，完整的高句丽建国神话首见于《好太王碑》，再见于《魏书·高句丽传》，晚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高句丽建国神话源自于高句丽王室对夫余建国传说的移植改造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尽管高句丽人将朱蒙（邹牟）创建高句丽政权的神话铭刻于《好太王碑》上，但传递给后世的也并非全是历史事实，而神话的主干是对夫余建国传说的改造，将其原封不动地纳入高句丽历史的叙述中造成“历史化”的结果不是一个科学客观的做法，而将其视为“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似乎更值得进一步斟酌，因为所谓的“始祖”只能是针对高句丽高氏王室一脉而言才能成立，并非其他四部的“始祖记忆”。
既然高句丽建国神话是移植改造于夫余建国传说，那么讨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探讨高句丽早期历史似乎意义不大，笔者在意的是解开从事高句丽历史研究以来苦思不得其解的一系列疑问：让子孙后代“铭记”好太王的“勋绩”，为何还要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来神化和夸饰朱蒙（邹牟）“天帝之子”的身份和建立高句丽政权的伟绩？即便朱蒙（邹牟）是夫余的王子，是否就可以将夫余祖先建立夫余国的神话移植到自己身上？换言之，笔者认为研究高句丽建国神话的不同版本虽然有价值，但与之相比，探讨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时间和目的，似乎对我们搞清楚高句丽早期历史意义更大。
二、建国神话形成时间与时代背景
高句丽人何时完成了对夫余建国神话的移植改造？从建国神话的内容分析中是可以推断出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这一建国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确立高句丽王室在高句丽“五部”中的“合法性”，而时间只能是在朱蒙（邹牟）取得高句丽王位之后。
如果说将高句丽王室建构建国神话的具体时间定位在朱蒙（邹牟）被杀后的两汉之际还是一种推论，那么最迟在《好太王碑》和《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版本出现时，其构建已经完成并完善，这是确定无疑的。《好太王碑》立碑于414年，此时的高句丽政权处于大发展的时期，符合中华大地“盛世修史”的历史传统。《好太王碑》是记述好太王功绩的纪功碑，出自高句丽王室，代表着高句丽王室的说法，而有关建国神话的内容也见于《冉牟墓志》和《集安高句丽碑》中，这显示建国神话不仅有了完整的版本，而且已经得到传播，说明高句丽人对朱蒙（邹牟）建国神话的建构已经形成完整的版本，既包括了朱蒙（邹牟）的出身传说，也包括了其驾龙升天的信息。
既然《魏书·高句丽传》中的“自言”已经阐明了建国神话的来源，那么其是否是公元435年李敖出使高句丽从高句丽人口中获知，对于搞清楚建国神话来源自然具有价值，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王室何以在此时推出了比《好太王碑》所载情节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版本？面对这一问题，需要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中去寻找答案。自东汉之后，中华大地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先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鼎立并存，中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是以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为开端的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状态再次呈现，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虽然实现了北部地区的一统，但南部地区则是宋、齐、梁、陈的先后更替。在这种大分裂的状态下，孰是“中国”，孰是“华”，孰是“夷”等等围绕“正统”展开的争论充斥于史，可谓“正统”之争成为无形的指挥棒，牵引着历史的走向。
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上述变化，迎合了高句丽政权王位更替和政权稳定及内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建构完整及后期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会加入一些其他因素使建国神话更加丰富以增加其可信度，但其毕竟是移植改造来的神话，再努力完善也会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而留下破绽，为我们认识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三、建国神话掩盖的史实
在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记载中，有三个重要事件和朱蒙（邹牟）有关，分别见于不同的史书记载。其一，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和建立者。朱蒙（邹牟）为高句丽的建立者，且将时间确定为建昭二年，即公元前37年。其二，高句丽王权曾经出现过王系由涓奴部更替为桂娄部的情况。其三，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
针对上述事件，前两者基本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未见有学者发表论着给予质疑，唯有王莽将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之事，中国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现在通过梳理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过程及其目的分析，应该说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严尤诱杀的就是朱蒙（邹牟）。理由如下：其一，西汉历史上诱杀边疆政权首领的事件屡次出现，见诸《汉书》等相关史书，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从西汉的管理制度上分析不是难事。其二，严尤十分关注和熟悉边疆情况，对当时高句丽政权的最高首领的认定不会出现错误，即高句丽侯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其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很有可能也是源自于高句丽人的记述，如是，则金富轼是被高句丽人误导了。
应该说，上述三个重要事件既是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上的大事，同时也是高句丽政权与西汉、王莽新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这些重大事件随着高句丽王系转移到桂娄部的朱蒙（邹牟）及其后代身上，或消失于高句丽人的记忆中，或被掩盖并神化。
余论
神话的建构无一例外是政权统治者为了凝聚民心、维护统治稳定需要而进行的。西汉时期，高句丽和夫余是东北地区的两个主要政权。高句丽王室为掩盖朱蒙（邹牟）诱杀，同时也为树立桂娄部获取高句丽王位的“合法性”，从而移植改造夫余的建国神话，将朱蒙（邹牟）塑造为“夫余王子”。虽然朱蒙（邹牟）和“天帝之子”“皇天之子”的身份并不十分吻合，但毕竟为桂娄部取代涓奴部成为“五部”之首找到了一个强大依靠。朱蒙（邹牟）被诱杀虽然是高句丽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没有对高句丽政权的发展构成决定其生死的影响，这和高句丽王室将其神化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体现了高句丽王室非同一般的政治谋略，这或许也是高句丽政权能够称雄东北亚七个世纪之久的深层次原因。但是，正如“一个谎话需要一系列的谎话圆谎”一样，高句丽人在移植改造建国神话的同时，也掩盖了“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等历史事实，而将朱蒙（邹牟）塑造为高句丽的缔造者不仅与史书的记载存在矛盾，也出现了其他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如虽然“以高为氏”，但即便是《三国史记》所载的高句丽诸王也并非最初即是如此；朱蒙之前高句丽已经存在，建昭二年是朱蒙获得高句丽王位的时间还是涓奴部缔造高句丽的时间也是存在疑问的，等等。至于这些被掩盖的史实及其造成的矛盾则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认识高句丽早期的历史。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原文约13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