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
作者：刘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房山石经的刊刻与佛教末法思想密切相关，已是学界公论，但房山石经事业的信仰根基，又不仅限于末法思想。静琬是在承认隋末唐初已入“末法”的前提下开窟刻经，但其主要目的并非为防备世间帝王未来的“灭法”运动，而是要留存经本给“末法万年”结束以后的人们。从其后继弟子开始，“末法”意识对房山石经刊刻所起的作用逐渐下降。历代参与刻经的各阶层人士，主要是为求得个人功德果报，离静琬刻经初衷越来越远。房山石经并非忠实贯彻静琬刻经理念的结果，而是由不同时代、信仰参差的各界僧俗，按照不同信仰需求，自发构成一个信仰实践共同体来完成的。
一、静琬刻经的思想依据
佛教刊刻石经的最初动因，应该只是对中国“镂之金石”传统的模仿。强调石经的永恒性，原本并不是出于对世间将会再次发生“灭佛”运动的危机感，而是要在佛法最终面临消亡，或是发生劫期轮替、天地沦坏时，世间还能存有这些石刻佛经供信仰者传习。
静琬刻经动机多了鲜明的“末法”意识。静琬原本是在佛教历史观和宇宙论背景下，发心立誓成就一个“大誓愿”。他设想这些石经派上用场，不是在他所处时代，也不是在未来千百年内，而是在整个“正像末三时”都结束之后，到未来佛弥勒降世之前的漫长年岁，这才符合他所接受的末法思想。因此，静琬的发心本是一个堪比“愚公移山”的“大誓愿”：以个人微薄之力，为千秋万代之后人世间存续慧光，建功谋福。
二、刻经动机的多元理解
目前所知静琬刻经之事的最早记载，是隋代《范阳图经》，且对于静琬发心的目的和意义并未过多着笔。较早且比较详细的记载，是永徽四年（653）左右成书的唐临《冥报记》。《冥报记》记载静琬之事，主要是说其刻经事业大有福报。《冥报记》用“法灭”一词，并非静琬刻经题记中的原话。唐临虽然未必完全理解静琬所接受的“法灭”新观念，但他说静琬刻经是“以备法灭”，还不能算是误解静琬初衷。
唐临之后，道宣在麟德元年（664）完成的两部著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大唐内典录》中，都记载了静琬的刻经活动，史料来源很可能都是唐临《冥报记》。唐临、道宣都没有明言静琬刻经与未来佛弥勒信仰的关系，而弥勒佛出世的前提是释迦佛法的“法灭”。明准是唐贞元至元和年间长安僧人，他指出静琬刻经的目的，是着眼于未来佛弥勒降世。但在刻经不是为眼下或未来千百年间的世人使用这点上，静琬、道宣和明准的看法应相同。
静琬于贞观十三年去世，其后有四代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先后继承其遗志。石经山刻经事业持续到开天时期才告一段落，唐末曾一度重新兴起，后又归于停滞。后晋天福三年（938），石经山所属的涿州被并入辽朝疆域。辽君臣子民对石经山刻经事业复兴，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过，刻经事业虽然迎来新高潮，但人们对静琬刻经初衷，却从本质上产生了误解。
正是从辽代开始，人们对静琬刻经事业看似感佩追随，实则曲解加深。到明代，即便佛教高僧也对静琬刻经之事颇多讹传。不惟明人如此，今之学者也多作如是观。辽代人已未必真正了解静琬初衷，他们把静琬的誓愿，从利益万年之后的万代苍生，拉回到眼前几百年的纷繁俗世。现代学者认为静琬是为预备不知何时会再次来临的“灭法”才刻经封藏，更是一种脱离相应历史语境的误读。
三、刻经事业的社会基础
在刻经事业中布施的各阶层信众，不会都像静琬一样关注“末法万年”以后的世界。他们资助刻经，更多是为帝王、家族和个人解决眼下问题，积累来世功德。当然，静琬之所以发此“大誓愿”，肯定也有为自己积累功德之意。刻经活动吸引来各色各样的佛教信众，他们纷纷在石经山刻经题记中留下自己的功德愿念。正是这些带着各种现实利益需求的功德愿念，逐渐与静琬开创刻经事业的初始轨道产生偏离。
静琬时代，可能不会听任布施者随意刻写发愿文来表达各自愿念；但到玄导时代，虽然大体上继承了静琬刻经遗志，却很可能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得不向世俗社会作出妥协，即要允许赞助刻经事业的信众在石经完成后，刻写发愿文，以刻经功德来换取现实福祉。
社会各阶层的发愿要求，不外是为亡故家人祈福、祈愿合家平安、祝愿父母长寿，也有因得病而祈求尽快痊愈等，不一而足。很可能早在玄导住持的时代，石经山刻经事业就已经开始为迎合世俗佛教信徒，而背离了静琬的“大誓愿”。玄导或许是出于现实考虑，放任了个人化和世俗化的刻经造像来换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一旦刻经事业掺杂了这些世俗利益要求，就只会离静琬刻经的初心越来越远。从此，刻经活动不再是为“末法万年”之后的人们留存纯正可靠的经本，而更多地变成现世信众谋求个人福祉的手段。久而久之，静琬刻经的目的和意义就被完全忽略甚至改造了。
自辽代开始，“法灭”时间被模糊化，辽人已不再从末法思想去看待石经山刻经事业。“末法”意识在静琬之后开始减弱，乃至到后来几乎不再有人提起。究其原因，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末法”始年被人为推迟。第二，未来佛弥勒信仰的淡化。第三，中国佛教对“末法”问题的关注度持续降低。
结语
静琬发出“大誓愿”，是为“末法万年”之后的人们保存经本。静琬与社会各阶层信众投身刻经事业，有着共同信仰基础，即都相信佛教基本的轮回果报理论和功德观念。只不过静琬心中有对“末法万年”后人世的关怀；而现世众生大都只关注如何解决眼下的实际问题，或是通过现世功德为来生求得福报。其间的根本性差异，并不在于信仰实践的高尚或平凡，而在于中国佛教自身发展中的某些阶段性和分层性特质。房山石经至少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刻经目的和实践。静琬时代，他选刻自认为最重要的经典，想用最具封闭性的观念和手段，留存给万年之后的世人。他所刻经典的选用标准、封藏形式和实施过程皆以个人理解为主导。玄导时代，将刻经选择权开放给普通信众，且不再追求石刻经藏的纯粹性，使得刻经与写经、造像一样，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追求功德的新手段。到辽金时代，刻经动机转为形式上继踵前贤，而实质上是要将尚未完备的大藏经刻满、刻全，以求功德圆满。与此同时，满足普通信众的功德愿念，仍然是刻经事业的重要社会性功能之一。
总的说来，刻经事业不同阶段的主事者，都是根据各自所处时代背景，对造经目的和依托理论提出不同的修正。房山石经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各时代主事者因时、因势利导的结果。如果把房山石经看作是一个历经千年最终形成的“文本”，静琬只提供了这一“文本”的原初形态，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后世不断调整和修正后的“历史文本”。在此过程中，持有各种不同信念和追求的人们，以“刻经—功德”作为彼此相通的认知基础，同时也是超越时代界限的核心价值，形成一个佛教信仰实践的共同体，造就了房山石经的千古传奇。
从房山石经历史发展来看，末法思想并非笼罩全部刻经历史。“末法”意识实际影响或许只存在于静琬之世及辽代极少特例之中。从静琬刻经的初心很可能被后世逐渐误解这一事实来看，“正像末三时”俱全的末法思想，是一个中国佛教自创、颇具实用性、可相对灵活解说的理论，只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佛教的热切关注点。房山石经中“末法”意识的隐显，可以看作末法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兴衰历程的一个缩影。
文章摘自《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约3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