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作者：杨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历史系
摘要：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 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结合《日书》等新出简帛数术文献与传世典籍，并将目光聚焦于汉代的日者、士人及知识分子，藉以探讨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应对、质疑与批判，以期更为完整地展现汉代时日禁忌观念的真实图景。
一、日禁之密与“不得择日”下日者的救禳
汉代日者流派众多，又各有不同的禁忌系统，若兼顾诸种流派，往往会造成无良日可择、无凶日可避的局面。然而，若遇事急迫，有不可不为、不得不为时，便只能触犯禁忌。这在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的汉代社会，无疑会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造成巨大的压力。
面对日禁过密造成的困境，秦汉时代的日者已经开始反思、应对。如在遇到有急难之事而“行不得择日”时，往往会采用某种方术进行救禳，以消解灾祸。
二、“不问时日”：不拘日禁的士人群体
同样是面对时禁过密，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时日禁忌的合理性了。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或者基于共通的理念，汉代出现了很多“不问时日”的士人。东汉时期，“不拘日禁”大概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观念，且至少已经影响着一批开明的士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倡与表彰。
三、人事：儒家传统的“吉人”“凶人”与“吉日”“凶日”
在这两种处理时日禁忌的态度之外，又有一种强调“人事”作用的观点。“人事苟修，何往不济”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时日吉凶的理论基础，认为“人”自身才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儒家语境下，吉人、凶人才是决定吉日、凶日之关键，而吉人、凶人的确定，则在于为善、为恶，是基于道德层面的判定。为善则为吉人，为恶则为凶人。故若“有为”、“人事苟修”、“竭日以为善”，则会无往不利。
四、命运：王充的宿命论及其对时日禁忌的批判
作为“疾虚妄”的一部分，王充对汉代社会所流行的时日禁忌深恶痛绝，并撰有《讥日》《辨祟》《难岁》等专篇加以批判。
王充对日禁之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讥日》篇中，尤其是着重批判了“葬历”“沐书”“裁衣之书”“工技之书”等等“日禁之书”。然而，尽管王充的识见已经远远超出了时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由于王充知识结构及逻辑思维存在某种缺陷，这些讥讽之言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从而造成了王充“疾虚妄”的低效率问题。
由于王充在《讥日》篇的具体辩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而尚未能彻底否定汉代的时日禁忌观念。不过，从王充的宿命论出发，却可以从根本上对时日禁忌的合理性进行消解。当然，王充对于时日吉凶的否定，是可以直接由其宿命论所导出的。既然人之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人力丝毫不能改变之”，则显然无法通过选择时日来“趋吉避凶”，以此改变已经确定了的命运。至于其命运观之形成，则又与其“仕数不遇”“涉世落魄”的人生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对命运的无助，王充一并连时日信仰这一精神慰藉也取消掉了。
结语
时日禁忌观念的形成，源自于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而得出的农事节律，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时日禁忌术不是一种完全的命定论，从人可以“选择”的角度来看，仍旧在强调“人”的自主性。
当然，人生之遭际逢遇、祸福吉凶，又并非自身所能够全部决定的；而即便求诸时日选择，也往往有着“讨求无验”的结果。因此，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整个社会，个人的能力往往十分有限，故常陷入被动之中。宿命论之观念，即由此而兴。而在现实人生之中，无论是强调人事还是命运，都容易陷入困境。因此，王符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人之吉凶还是应当以“行”为主，取决于自己的事物，人是能够决定的；同时，由上天所宰制的命运，则非人力所能及，只能听天由命，即所谓“尽人事，听天命”。而这恐怕也是汉代社会所能形成的最为通达的吉凶观念了。
文章摘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