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曹金成，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五德转移学说，终结于辽金时期。然而，学界对元朝的德运问题一直缺乏全面认识，而在提及元朝水德时，亦未注意到元人本身的看法。通过重点考察元人的水德说，不难发现：元人关于本朝水德的认识，最初是在古代王朝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五德相生说影响下的产物，即承金朝金德而为水德，与前代并无显著差异，不过此说并非蒙古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而是部分北方汉族人士对蒙古承袭金朝正统的论证；后来，又出现了以河清、玄武、五德相胜、天马色黑等附会元朝水德说的解释模式。元人对本朝德运定位的这些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说，表明德运说的内在逻辑在元代已经趋于消解，明代朝野流行的火德说的思想根源正在于此，五德转移说在清代的彻底消亡也与之密不可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五德转移说终结的脉络中，元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一、问题的缘起
五德转移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以来就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构建自身合法性的一大理据。据学者研究，以五德相生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德运转移学说，在辽金两朝一度复兴的同时，也基本走向了消亡的末路。不过，若将研究的时限下推到元代，就不难发现历史的实情恐怕要比这一论断更为复杂。关于元朝的德运，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金德说、火德说、土德说与水德说。本文即在全面考辨元人关于本朝水德诸多记载的基础上，对“元承金统”与“五德终始说”之终结等问题重新检讨。
二、“水金禅代”：蒙古水德说的最早提出
蒙古统治下的宗教人士对本朝德运却有着自己的认识。女真统治者曾一度认为本朝在德运中属金。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更定德运为土”。但金德说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宣宗贞祐二年（1214）的德运之议，实际上就是金德与土德之争。金德说不仅在庙堂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在民间也深入人心。蒙古统治者并未对本朝德运有过明确定位，但为了论证蒙古灭金的合法性，当时仍有部分北方人士按照五德相生的德运观，认为蒙古应承袭金朝金德而为水德。
三、河清与玄武： 世祖灭宋前元人水德说理据的质变
黄河水清历来就被视作圣人出世的祥瑞之兆，耶律铸将其与成吉思汗的崛起联系起来。忽必烈时期蒙古的水德说，除了以河清加以阐释外，后来也融入了道教真武信仰的某些因素。作为太常卿的徐世隆对本朝以水德王的定位，可以说是元朝官方汉族士大夫对本朝德运的权威论断。如果说耶律铸笔下的蒙古水德说，代表草原汗廷士大夫已经跳出五德转移的框架来认识本朝德运的话，那么，徐世隆的解释则进一步清晰地表明蒙元官方汉族士大夫在彻底背离五德转移说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本朝德运的定位。
四、从水德到火德： 世祖灭宋后至文宗朝元人德运的多样阐释
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元人的本朝水德说亦得到南方人士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元人的水德观又与灭宋联系在一起，衍变出全新的解释模式。《宋季三朝政要》初刻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系当时江南建安书贾射利而作，“二王本末”后的总结性文字当出其手，所述水德胜火之论，基本反映了元灭宋后民间在解释王朝兴衰方面庸俗化的旨趣与诉求。在这一时期，除了五德相胜下的元人水德说外，世祖朝官方汉族士大夫定位的元人水德说亦得到了道教徒与更多汉族文臣的积极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还出现了大元皇帝“以火德而王天下”的说法，详载于文宗至顺刻本《事林广记》中。此说之出现，似乎透露出最晚到元代中期，以五德转移学说来推定本朝德运的理路框架，在原南宋故地的民间社会已经开始松动。
五、天马之色与玄武、河清：顺帝朝的元人水德说
迄至元末顺帝统治时期，元人关于本朝五运属水的看法，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元朝以骑射得天下，蒙古历代君主对骏马皆情有独钟，也以“天马”的乌黑之色对应与北方黑色相配的水德。除了以天马之色附会水德外，元世祖朝玄武与水德的关系，在顺帝朝与道观修建有关的文字中再次出现。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成吉思汗崛起漠北时河清之象与水德的关系，在顺帝朝的河清一事中得到再次阐发。
六、余论
综合上文，元朝人对本朝水德的看法，可谓与蒙元一代相始终。可以说，水德是元人对本朝德运的一种比较主流的认识和定位，其中，元朝因肇基朔方、秉持水德而有玄武之征，由于在世祖朝得到了官方汉族士大夫的定位，故有元一代在朝野上下皆有着持续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元代汉人仍讲德运，这种观念在民间社会层面的延续，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及此前“宋儒的思想启蒙”而中断。而且，元人的水德说最初是在五运相生的框架下产生的，即蒙元承金朝金德而为水德，与前代并无显着差异。在后来的衍变过程中，元人又以河清、玄武、天马的具体属性附会水德。
据此可以归纳出元人本朝水德说衍变的两大特点：其一，方位属性（朔方）逐渐被解释为水德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直接取决于官方汉族士大夫的权威定位；其二，以五德终始说推导王朝德运的理路已退居末席，甚至踪影全无。个中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于五德终始说的漠视。这样，蒙古君主在本朝正统的构建上，也就更重视对草原因素的吸收与利用，而汉地文化传统中塑造正统的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像德运说等，自然就被忽视了。由此导致朝野上下逐渐失去了用“转移”来解释王朝正统的原初本义，而德运说内在的动力和逻辑也渐趋消解，从而使得对德运的定位完全沦为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说。
文章摘自《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约221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