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视野下清末君史与民史说新探
作者：顾少华，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在清末西强中弱的时局面前，思想趋新的知识精英多以通民隐、达民情解释西方具有民主意涵的政治制度和理念，并据此对照和批评本国的政治状况，由此对民情或民事的重视与否也就成了区分中西的重要维度。这种中西政治截然有别的判断，则又持续性地支撑着中西史学截然两分的观念，1900年前后君史和民史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被构造和认可，呈现出以记录民情的民史对应西方史学、记录君王的君史对应中国史学的面貌。其中，君史和民史说的主要推动者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因服膺国家主义学说，不再仅考虑国内政治层面的君民关系，更注重思考在世界列国竞争形势下国家主体性问题，因此放弃此前积极倡导的民史概念，转而强调民与国合二为一的国民史。
本文拟在概念史视野下，尝试融通史学内外的思想世界，探讨作为清末新史学思潮重要话语元素的君史与民史，及其出现、存在的思想土壤，以期揭示清末新史学思潮更为立体丰富的历史面相。
一、君史与民史说出现的思想基础
19世纪中后期，君民共治、议会等描绘西方政治的概念渐趋输入中国。面对这些陌生的政治名词，时人可能无法像今人一样准确理解其涵义，但他们自有一套解释逻辑。思想趋新的知识精英认为君民相通尤其是民情上达，是这些西方政治概念的核心特质，也是西方国家强盛的关键原因；同时，他们指出中国的政治状况正好与之相反，民情没有表达的途经，致使君民悬隔，国势孱弱。换句话讲，民情或民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只具有字面的意思，更是被用以描述中西政治差异的重要维度。19世纪末，致力于政治改良的梁启超等人正是利用了民情或民事这一特定指涉，循此逻辑展开对民权的论述。君史与民史说作为民权思想在史学层面的体现，也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被建构，从而呈现“中国之史”是只为君王私计的君史，“西国之史”是广记各类民事的民史这一颇为奇怪的论断。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世纪末君史与民史说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思想土壤。
二、君史概念在时间维度的再造
20世纪初，邓实、陈黻宸等人仍然基于君民二元架构，以民情通达与否理解中西政治的差异，并在此思想基础上继续论述君史与民史说，肯定君史和民史分别对应中西史学的观点；同时利用当时流行的中国自秦朝以后是专制时代的说法，进一步论证君史是中国这一时期史学的主要形态。在他们的表述中，君史不再仅是笼统的“中国之史”，而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进一步讲，在19世纪末中国君史被提出和20世纪初被确认的过程中，其所凭借且一以贯之的思想驱动力，实质是清末时人出于君民权力关系的思考，在西方政治的比照下对中国古代政治特征的层累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层层渗入或被挪用于当时有关史学等社会文化内容的论述。
三、民史概念被梁启超舍弃及原因
作为新史学思潮标识性作品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其实没有再提及原先仅基于君民关系构造的民史。目前学界仍多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归纳相关内容，贴上“民史”的标签，并与19世纪末年梁启超提出的民史概念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其实并不恰当，这是首先亟需厘清的基本事实。其次，民史概念在梁启超笔下出现的变化，是因为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以国家主义重新建构原先的说法。他对“民”字的理解，从单纯与“君”相对，转向与“国”相对的角度，更加强调“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史学层面的诉求就是民与国高度统一的史学形态，是国民史，也是国史，而之前的民史概念自然不得不遭到隐没和舍弃。从这一个案可以窥见，国家主义作为压倒性的强势话语介入当时的思想世界，并重塑原有的认识框架，而概念的变动其实就是浮现的表象。
四、余论
在清末西强中弱的时局面前，思想趋新的知识精英希望政治革新，他们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出发，以通民隐、达民情解释西方具有民主意涵的政治制度和理念，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强盛的政治根源，并对比当时的中国，认为君民悬隔、民情不能上达是国家积弱的要因。
在揭示这一延续性的思想脉络同时，也应该关注可能存在的断裂、转折、重组等更为复杂的面相。就更广的意义而言，在概念史视野下对君史和民史的再检讨，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学界现有的叙述清末新史学思潮的框架，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章摘自《人文杂志》2021年第10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