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权”概念考释
作者：王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摘要：清末“海权”概念传入中国，其最初意指海上权力，即海洋空间的政治强制力。1900年，马汉的"海权论"被译成中文发表，但并未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1904年日俄海战、中德在山东洋面的渔利之争，“海权”概念逐渐由知识界、翻译界走向社会舆论，其含义也由“海上权力”扩展到“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在1907年开始的清政府与葡萄牙关于澳门水界的争端中，领海权引发国人关注，而海权的含义则进一步泛化。
本文以清末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大公报》等多种大众传媒为中心，考察作为概念的“海权”含义变迁及其背后的历史因缘。
一、海上权力：清末知识界对“海权”一词的译介
目前，学术界多认为近代中国在译着中首次出现“海权”一词，是驻德公使李凤苞节译、1885年刊印的《海战新义》一书。但在报刊媒体中，《申报》首次提及“海权”一词是在1895年，有一则报道称：“海军所置兵舰多向西国名厂购致，西人之旁观者咸啧啧叹赏以为有此利器大足以掌海权而张国势。”
1903年以前的“海权”概念主要来自对海外军事理论的译介，其使用及含义较为严格地限制在“海上权力”的范畴内。并且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学人已开始使用“海权”概念，然而晚清社会对海洋缺乏更多的关注，对“海权”概念的使用尚仅限于知识界、翻译界。
二、海洋主权：渔利之争与海权含义的扩展
由于1904年日俄海战引发的社会舆论关注，“海权”一词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同年，山东渔民与德国人的渔利争夺也引起了国人对海洋问题的注意，“海权”遂逐步成为晚清社会舆论中常见的词汇，其含义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申报》《大公报》有关报道对“海权”的用法，颇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1903年以前的各类报纸、私人著述、译着等文献中，“海权”一词的使用并无超出“海上权力”的范畴，且此前见诸中文史料极少，在含义的使用上也较严格。1903、1904年关于日俄海战的系列报道也遵循了此前“海权”的用法。但上述1904年关于渔利争夺的报道中，将“海权”和渔利联系起来，并将“海权渔利”对应“沿海七省洋面吾中国国家固有之主权、吾中国渔人固有之生路”，这事实上是将“洋面主权”简称为“海权”，“海权”一词的含义开始发生一定变化。
值得指出的是，1904年《申报》《大公报》不约而同地在“海权”概念的使用上加入了“海洋权利”的含义，这并非偶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海权”术语用法，在随后数年的舆论中逐渐普遍化，显然经过了社会舆论的酝酿和选择。中国渔利的损失并非始于此年，但“海权”一词的传播使得晚清社会舆论开始用“海权”一词作为这一利益的概念表述。
当然，1904年后，在有关世界形势报道及相关学术讨论中，作为最初的“海权”概念的“海上权力”含义，也被同时使用。
三、领海权：澳门水界争端与海权含义的泛化
从上述《申报》《大公报》等报纸对“海权”一词使用的频次统计来看，除1904年以外，1907年以后“海权”的出现次数又有一个明显的增长期，其背后原因可以体现在清廷与葡萄牙因澳门水界争端而再次引发晚清社会舆论关注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各类报道中，“海权”概念开始与“领海权”混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海权”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四、结语
“海权”一词，从最初翻译的“海上权力”即“海洋上的政治强制力”含义、“海权与领海权者异”，到1904年开始使用的“海洋主权”，再到1907年开始与“领海权”混用，在理论、舆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下，这个术语在清末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在清末的“欧风美雨”中，大量新词外来语涌入中国，但晚清社会在其使用及传播中与现实事件互动，显示出了不同的路径。“海权”概念的变迁，也显示了一个外来词汇在中文语境中的“本土化”过程。同时，“海权”概念含义变迁背后反映的乃是晚清海洋事件与海洋意识交互作用的历史。
文章摘自《河北学刊》2021年第6期，原文约10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