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唐宋变革论”——兼论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摘要：虽然近十多年来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各种“变革论”受到了各种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基本限于“变革论”的框架之内，并未指出“变革论”的真正的问题。大致而言，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变革论”只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认知，而不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因此讨论“变革论”是否成立并无太大的意义，更应当讨论的是隐藏在“变革论”背后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由此才能深化对历史、历史学及其意义的思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化对理论的讨论以及其他学科方法的了解，弱化对史料的依赖，由此中国学者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设计师”，而不是“工匠”。
一、“唐宋变革论”及其受到的质疑
“唐宋变革论”被介绍到中国后，曾经盛行一时，时至今日依然有一定数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戴者。当然，对于上述这些“变革论”，尤其是“唐宋变革论”的质疑一直存在，以往的质疑主要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个层面，认为不能将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套用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层面，在承认存在“中古（中世）”走向“近古（近世）”这一变革的同时，提出这种“变革”发生的时间并不是在唐宋之际，而这也正是“宋元变革论”“元明变革论”等其他“变革论”提出的主要思想根源。第三个方面，从“唐宋变革论”所依据的与“变革”有关的具体史实是否成立的角度来对“唐宋变革论”提出的质疑。不过，总体而言，以往对于“唐宋变革论”的反驳和质疑主要局限于后两个层面，即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之中，对具体“史实”和变革发生的具体时间提出了质疑，而后者又构成了其他“变革论”的思想基础。
虽然从第一个层面对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各种“变革论”的反驳切中了“变革论”的要害，但一方面目前从这一层面提出的反驳意见极少，另一方面这种反驳依然未能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因此，要真正摆脱“唐宋变革论”的阴影，仅仅“走出”是不够的，必须要跳出“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各种“唐宋变革论”。
二、从走出“唐宋变革论”到跳出“唐宋变革论”
归根结底，“唐宋变革论”最为核心的认识就是：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重要方面或者其中某些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要跳出“唐宋变革论”，那么正确的问题应当是：中国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是否存在一个可能以及应当获得学术界大部分研究者认同的划分标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而且这一点也被中国史学和欧洲史学发展的历程所证实，如：中国王朝时期的史学重点关注于王朝的兴衰更替；建国后主要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对历史进程加以分期；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中国史学中兴起的各种“变革论”除了生产方式之外，则还强调社会、文化的变化。总体而言，由于对中国（人类）历史进程认知是多元的，那么判定“变革”的标准也就是多元的，因此对于中国（人类）历史的划分标准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具有强烈主观性的，由此“变革论”也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和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认知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跳出“唐宋变革论”。
三、跳出“变革论”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跳出“唐宋变革论”，而且也应当可以跳出各种“变革论”，并进而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历史中总是存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变化，而这些无穷无尽的变化是否成为“变革”则在于研究者所持有的判定标准，同时只要是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基本也持有自己的判定标准，因此“变革”是必然存在的，而且也必然远远超出目前所讨论的“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和“元明变革论”的范畴，如“唐高祖太宗变革”“宋徽宗高宗变革”都是必然存在的；与此同理，“不变”和“稳定”“停滞”也是必然存在的。
那么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变革”必然存在，但各种“变革论”则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不过，由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是主观的，必然不存在得到所有人认同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也必然不存在得到所有学者认同的“变革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论述的并不是历史的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而强调的是历史认知的多层次、多元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第二，从第一点引申，由于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变革论”也是多元的，目前学界流行的这些“变革论”讲述的仅仅是无数“变革”中的极小一部分。基于上述认识，那么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应当是多元的、多层面的、丰富多彩的、不断变化的，而以往的“变革论”的提出者、辩护者以及反对者都认为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或者至少能得到大部分研究者认同的对历史的认识，因此这实际上是“窄化”了对历史的认识，长期而言，对于历史研究以及历史学科的发展是具有危害的。
第三，根据上面的分析，要使得“变革论”能够成立，那么首先要确定一种能让一群学者都赞同的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变革论”的研究，大多只谈“变革”而不谈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即使涉及也只是一笔略过。由此造成的问题就是，由于缺乏对使得“变革论”成立的人类历史进程的讨论，由此提出的各种“变革论”，实际上只是不同学者各自认为的中国历史某一时期“重要”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那么对于“变革论”的讨论，一方面基本是自说自话，难以形成一群学者的共识，也就难以形成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这样的“变革论”只是就“变革论”说“变革论”，无法形成对中国历史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缺乏应有的学术意义。
总之，认识到上述三点才能真正跳出“变革论”。
四、结论：兼论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目前的各种“变革论”，尤其是“唐宋变革论”，在介绍到中国之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作用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促成中国史的研究摆脱了只注重政治制度史的局限，使得史学研究趋向于多元；二是促成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唐宋时期的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土地制度等。而这两者也都产生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我国史学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近二三十年来，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且这些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具体表现为：一是导致了“精致的平庸”。二是局限了研究的内容。
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大致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国史学传统研究模式的缺陷。第二，中国的研究者缺乏良好的逻辑训练以及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了解。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日益繁荣，但如果冷静观察的话，不可否认的就是，目前学界流行的绝大部分理论、方法和视角是舶来品，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工作只是通过史实对这些理论、方法和视角加以论证。虽然有一些学者也试图进行理论、方法层面的思考，且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顶尖学者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现象的出现应当来源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而这应当是今后整个学科需要正视的问题。目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并不缺乏优秀的“工匠”，缺乏的是有创造力的“设计师”，这显然不符合力图确立“中国话语权”的新时代的需要。
不仅如此，在最近百年中，众多学科认知宇宙的方式以及对宇宙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典型者就是量子物理学，而这种彻底的变革已经影响到哲学、逻辑学，从而最终影响到其他众多学科，但中国的历史学似乎依然置身事外，这也展现了我国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使得历史学游离于学术整体的发展之外，对于学科外的大多数人而言，历史学只是一门提供“史实”的知识性的学科。而且在量子物理学的影响下，这种“史实”的可靠性也日益受到质疑。不久的未来，也许我们会面对这样的质疑，即只能提供无法被证明是真实的史实的历史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国的史学也应当进行彻底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继续存在的需要。
文章摘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约10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