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君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民国初年梁启超曾与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密切合作，其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便最早刊登于此。《京报》因此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及大约同时的反帝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成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外文报纸。护国战争结束后，《京报》一度被视为梁之机关报。然而，二者终因在黎段之争中立场不同，渐行殊途。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这段合作经历向被忽视，却揭示出内政与外交不可复分的时代特征。勾勒双方的交往活动，有助于理解讨袁前后梁启超政治态度的变化，进一步认识民初在华外文报刊在政争中的特殊地位及护国战争前后中外因素的互动。
一、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联合
报纸是近代中国新兴的传播媒体，一些读书人也逐渐认识到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孙中山后来曾列举在华设英文报刊的三点优势：一为“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二为“生外交上积极的作用”，期得物质、精神援助；三为“生外交上消极作用”，排斥各种侵略主义。可见英文报刊发行量虽小，意义却不小。因为不仅外侨大多选择阅读外文报纸，驻华的外国记者或通讯员也常通过阅读外文报来获取新闻材料，以馈其国读者。
1913年9月20日，英文《京报》在京创刊，由德华银行的驻京代理人鄂葛岭出资，著名英国报人伍德海主办。由于《京报》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翻译公文，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公使馆、领事馆和海关必备的报纸。1914年10月下旬，英籍华人陈友仁买下《京报》并自任主编，鄂葛岭将《京报》出售给陈友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该报能在英、德间保持“中立”，而陈友仁又有意不公开《京报》所有权变更的情况，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京报》是一份反映德国利益的报纸。
陈友仁通过主编英文《京报》为时人所重视，并与当时政界诸多重要人士都有往来。后来陈友仁跻身政界，多次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以推行“革命外交”政策著称于世。陈友仁主办《京报》期间却一度在言论上批评、反对国民党人，反与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
1914年12月1日，英文《京报》增刊汉文部，梁启超特撰祝词代为宣传，表明双方关系已较亲近。此后梁启超频频在《京报》上发表文章。不仅如此，《京报》馆中还有不少梁启超同人。此时梁氏对《京报》报馆的人事安排颇有话语权。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注意旁人如何看待他与《京报》之间的关系。1915年2月间，他在给张一麐的信中谈到他与《京报》曾订立契约，从信中可推测，梁启超的态度有所保留，不愿将契约关系公之于众。
梁启超对《京报》既欲避嫌实又倚重的态度，反能说明当时英语报纸在争取外交与外论上的重要意义。“二十一条”期间袁政府曾积极利用外文报纸影响国内外舆论以牵制日本。袁政府不仅向端纳、莫理循等外国驻华记者透露消息，也积极利用英文《京报》和英文《北京日报》这两份由华人所办的外文报，只是当时知情的官员和办报人都有意隐去了报馆由华人经营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实情。英文《京报》自创办初与袁政府的关系就非同寻常。鄂葛岭聘请伍德海时曾向对方承诺无须为德国服务，只须伍德海“遵循支持袁世凯的总方针及其政府的集权化政策”。陈友仁初到中国时，经伍连德推荐被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又被总统府秘书处聘为秘书，专门从事对外宣传。后来伍连德更坦言陈友仁办《京报》得到过政府的资助。英文《京报》是外交当局拨款7万元授意创办的。可知《京报》当时就是政府有意结纳或主动培植的对外舆论机关。英文《京报》实际由英籍华人陈友仁“独资”经营，但在名义上是外国人创办的外文报纸，这使该报在言论上获得了不小的自由。梁启超也积极利用英文《京报》影响外交和中外舆论。作为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势必吸引国内读者的目光，英文《京报》因此一度走向国内舆论界的中心。
二、《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
梁启超与《京报》最著名的一次合作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以下简称《异哉》）。该文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不仅仅是对国体问题的学理探讨，更是一次代表集体的政治行动。选择在英文《京报》上发表《异哉》，是梁启超与同人谋定而后动的结果。
《异哉》首先发表于英文《京报》，直至《京报》刊出，《申报》才有消息称梁启超欲对国体问题发表意见，而《申报》的消息和评论完全摘自《京报》汉文部，一字未改。其实梁启超早有将《异哉》登于《京报》的想法。文章刚刚写成，梁启超就已托人带入京中寻求同人意见、准备登载。
文章首刊于英文《京报》，显示出梁启超对《异哉》一文在外交与外论方面产生作用的重视和期待。《京报》名义上是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其言论活动往往享有比本国报纸更多的自由。盖外报更能够刊登一些国内报纸不便刊登的消息和评论，这些文字经外报登载，又可以“出口转内销”，以转载的形式亮相于中文世界。《京报》当时很可能受到袁政府的津贴赞助，却在帝制运动声势浩荡的北京率先刊发梁启超反对帝制的文章，足以说明《京报》曾是梁启超在舆论界重要的伙伴。而梁启超发表《异哉》的计划由《京报》率先刊登，随后又被《申报》《新闻报》等中文大报转载。可见外文报纸的读者实已蔓延至各转译报刊的读者群，不可因其发行量小而低估其舆论活动对内的影响力。
言论家通过外文报向外国人表述自己，进而影响外国舆论、获取外交上的有利地位，但当外国舆论本身成为一种权势后，它所关涉的就不仅是外交了。《异哉》一文译登《京报》英文部后，《京报》汉文部特向读者介绍“西人钦佩梁任公之议论”，但此番议论未见刊载于当日的英文部，可见编辑心中所想反而是中国读者。作为一份“外报”，《京报》不仅可能影响外国人的观听，自身也扮演着“西人”的角色，使它的赞同者、反对者都有意予以重视、回应。而对方的回应，又使《京报》深入参与到国内政争之中。
三、国内外共指的“机关报”
一如梁启超从联袁到反袁，护国战争时期《京报》的言论立场逐渐由北移南，从劝袁世凯缓行帝制，到公然主张袁世凯退位，可谓和梁启超步调相近。直至护国战争接近尾声，在上海居丧的梁启超依然重视《京报》这一言论机关。袁世凯去世后，时局亟待各方协商解决，梁启超不打算将文章发表在和同人关系密切又刚刚复刊的《国民公报》上，反而答应为英文《京报》作文，可见梁启超对《京报》相当看重，且对陈友仁极为客气。
由梁启超代拟的军务院撤销布告，系致四家报馆，将英文《京报》排在首位，可见梁启超将之引为同路。双方展现出的亲密关系，致使《京报》后来批评旧国民党人时多被视作是梁启超的发言。《京报》发表过时评，对梁启超多有溢美之词，难免令旁人视《京报》为梁氏“机关报”。袁死后南北冲突不断，梁启超力促唐继尧撤销军务院，有人批评梁启超此举。《京报》反将梁启超之举与李烈钧等人对比，称置身政坛外的梁启超是“真正捍卫中国自由”的人。不同于梁启超游移的态度，与梁启超同人关系密切的《时事新报》自始就对旧国民党人在政治上积极活动抱有批评，而《京报》的言论比《时事新报》更加激烈。
《京报》的激烈言论为梁启超引来了不少敌意。英汉两部反复强调机关报纸一说是国民党人造的谣言。在对日问题上，《京报》的态度同样给梁启超带来麻烦。这一时期英文《京报》一度成了国内外共指的梁氏机关报。
四、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殊途
实际上，陈友仁并非梁启超的追随者，《京报》反复澄清与梁启超的关系，也表明双方不是亲密无间。在国内政争中，陈友仁与梁启超同人在政见上产生矛盾，最终导致双方走向殊途。
府院之间互不相容，梁启超及其同人政治立场趋近段祺瑞，陈友仁则选择为黎元洪抱不平，双方政治主张多见分歧。《京报》不仅与《时事新报》观点不同，《京报》英文部和汉文部也难以保持步调一致。1916年8月，总统府国务院争执愈演愈烈。在这次府院冲突中，陈友仁无疑倾向于批评国务院一方。陈友仁与梁启超同人相左的态度，在第二次徐州会议召开后更加明显。面对督军团公然以军人身份干涉政治，梁秋水在《京报》汉文部发表时评，陈友仁主持下的《京报》英文部对梁启超同人的调和论视若无睹，很快就站出来指责徐树铮参与徐州会议。
10月4日，《京报》英文部载辛博森与段祺瑞的谈话，文末刊登了一篇《京报》记者的长评，转载的报纸中《时事新报》态度恰与《京报》针锋相对。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梁秋水从《京报》辞职。11日，梁启超致信梁启勋，认为《京报》被视为他的机关报纸已是“代人受过”，由吴贯因担任编辑，不仅不能改变《京报》的态度，且可能使《京报》再度被视作“机关报”。
那时报馆记者在外兼职或收受津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陈友仁办《京报》之初就有交通部法律顾问、总统府秘书等挂名闲职，《京报》也领过袁政府的津贴。相较于受聘为顾问，陈友仁的态度令梁启超感到“可议”，更是黎段府院之争进一步激化的结果。由于黎段双方愈发不可调和。黎元洪在国会内外引旧国民党系政治势力为己援，促使梁启超及其同人拥段的政治立场更加鲜明。督军团以武人干政，攻击国会和旧国民党人，已逾出正常的议会政治轨道，梁启超同人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其中的徐树铮保持缄默，无怪旁人有“存党见”“徇私情”之感。通过主办《京报》，陈友仁、梁秋水一时成为政治家眼中值得笼络的人物。梁秋水曾提及，1916年5月15日审计院股长杨汝梅有意充当梁秋水与黎元洪间的介绍人。陈友仁经人介绍拜访了孙中山，这次会面成为陈友仁走向革命的萌蘖。1917年5月，陈友仁被捕入狱。出狱后离开北京，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革命党人，而梁启超留存的书信中，也再无与陈友仁来往的痕迹。
五、尝试影响“外人观听”的努力
英文《京报》与梁启超的这段合作过往，展现出外交和外论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力。当时不仅中国各政治势力需要通过在华设立外文报争夺外交主动权，欲在华谋取特殊权益的日本同样寄望于办外文报纸缓解国际舆论压力。由于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为近代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在华设立的外文报纸不仅具有外交意义，也同样关涉内政。各国可以通过舆论将中国的内政问题牵连外交，国内的政治力量同样可以利用外文报纸主动把内政问题诉诸世界舆论。
英文《京报》是一份读者以外国侨民为主的英文报纸，而驻华外交人员本身就是外侨的一个组成部分，读报的外侨以及能读英文报刊的中国人又是他们关于中国和各国讯息的重要来源。民初内政与外交不可复分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即使没有外国势力的“在场”，各派政治力量也常有把“中国问题”当作“世界问题”来处理的倾向。这种内中有外、外亦是内的格局，在此后的时代里仍在继续发展，牵动着中国政局的走向。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