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摘要】1933年察省事件爆发后，为转移中央军事压力、维持存在，孙殿英提出屯垦西北、远离政治旋涡的设想；而国民政府基于稳定华北局势、分化冯孙的目的，意欲引祸西去。西北三马因此掀起声势浩大的拒孙运动，晋绥系更因之坐立不安。为策动孙部西开，阎锡山恩威并施，孙殿英无奈之下决定破釜沉舟，冀图依靠晋系援助，利用中央无力西顾的契机，率部西进宁夏，孰料晋系突又转向与国民政府、西北三马合作，东西夹击之下，孙部土崩瓦解。阎锡山更以此为契机，不仅将孙殿英礼送出境，并成功要挟中央将宋哲元驻晋部队调离，此前张学良冀图利用西北军旧部与晋绥系相互钳制的局面荡然无存，华北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孙殿英作为流动性军阀的典型个案，实则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私兵体制在近代的特殊呈现。
军阀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政治现象，主要是指以军事力量为支柱，以地域为依托，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以获取私利为行使权力目标的个人与集团。私兵与地盘可谓近代军阀最显著的特性，如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他们掌握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且能够长期控制广袤的行政区域，对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亦能不时发起挑战，可谓军阀的典型代表。但与此同时，国内仍旧有诸多地方军事集团，如孙殿英、石友三、庞炳勋等，他们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装，却没有牢固的统治区域，抗战时期面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军、日军、中共等多重力量的挤压，往往游走于灰色地带，在亲日反日、亲蒋反蒋、亲共反共等多重角色之间来回反转，其政治特性与晋系、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既有共通之处，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客观而言，过往学界有关军阀的定义尚无法准确涵盖此类地方军事集团，若就其活动范围变幻不定、类若流寇的鲜明特性而言，或可称此类地方军事集团为流动性军阀。1933年6月孙殿英获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此后率数万之众西进青海，在宁夏与西北马家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其中牵涉华北、西北、西南、国民政府等多方势力，可谓窥察流动性军阀生存逻辑内在路径及其演变较具典型性的样本。
1933年察省事变的爆发使得察绥局势急剧复杂化，本属华北政治边缘势力的孙殿英部因缘际会成为影响各方势力平衡的关键所在，其政治态度游移于冯玉祥与中央政府之间，本欲左右逢源，反引发各方猜忌。为转移中央军事压力、维护自身生存，孙殿英提出屯垦西北、远离政治旋涡的设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基于分化冯孙的目的，对孙殿英屯垦青海未持异议，将计就计，意欲以邻为壑、引祸西去。双方迅即达成共识，孙殿英率部进入临河、五原。此后孙殿英积极与西南、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秘密联络，并吸纳土匪等边缘社会群体迅速扩充兵员，更涸泽而渔式地吸取地方经济资源，不仅西北三马掀起声势浩大的拒孙运动，晋绥系更因之坐立不安。为策动孙部西开，阎锡山恩威并施，一方面向孙部许诺规模宏大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向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孙殿英此时因部众迅速扩张，财赋饷项无以为继，乃决定破釜沉舟，利用福建事变爆发、中央无力西顾的契机，冀图依靠晋系援助，在黄河冰冻之时，率部西进宁夏。然而待至孙部西移，孙马战事爆发，阎锡山态度立即转向与国民政府、西北三马合作，共同围剿孙部。随着战事延续不绝，东西夹击之下，孙部因现实困境土崩瓦解，孙殿英最终被迫接受改编，隐居晋祠。引发北方政局轩然大波的孙殿英西进事件，本质仍旧是流动性军阀谋求生存、国民政府各方势力因应处置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的另类面相。通过对孙殿英西进青海事件的再考察，正可窥视流动性军阀的生存逻辑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形态。
其一，流动性军阀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以私恩结合部下，以采邑待遇防区，其志不过求达升官发财之目的，或借此以为保全权位之工具而已”，其本质仍旧是传统私兵体制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呈现。相较于控制部分区域的地方实力派而言，流动性军阀呈现出鲜明的特性。就财政而言，流动性军阀始终无法建立完善的财赋税收系统，需要依靠中央政府或地方实力派的经济援助方能维持生存，如若中央、地方实力派态度变化，经济困境将难以避免，为维持生存，唯有涸泽而渔式地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结果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社会道义与政治合法性亦随之丧失殆尽；就兵员构成而言，流动性军阀缺乏固定的兵员招募组织，通过吸纳土匪流寇等社会边缘群体扩充兵员，如此使得军队训练有名无实、战斗力极为薄弱，军纪堪忧；就军队武器装备而言，流动性军阀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获取新式的军事装备，往往需要依赖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援助与支持，如此使得自身的独立性受到诸多限制；就行为准则而言，流动性军阀呈现出个人忠诚与政治忠诚的分离，孙殿英与阎锡山的关系从合作、对立、收容的转变，再次展现出军阀之间因政治利益造成的暂时结合或敌对，却毫不影响彼此之间紧密的个人关系。吊诡的是，正因缺乏固定的统治区域，流动性军阀在兵员、武器、财政等方面难以获得独立性支持，生存焦虑伴随始终，也就更加侧重吸取地方经济资源、扩充军事实力，如此使得地方社会秩序紊乱、经济资源枯竭，反而更无从建立起稳固的地域控制。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之下，流动性军阀惟有寄望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援助，政治态度呈现出游移与善变的特性。
其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战胜各路军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成功控制了上海以及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此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蒋介石通过与江浙财阀的合作，同时依靠宋子文展开财税改革，掌握关税、统税、盐税的控制权，其相较于各地方实力派的财政资源优势愈发明显。因此无论是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抑或如孙殿英般的流动性军阀，均须仰赖中央的经济支持，中央亦能够以财政援助为突破口，利用地方实力派、流动性军阀对生存资源的强烈渴求，成功落实其政治主张。故而，当蒋介石决定实施以阎剿孙的计划时，为促使晋系早日出兵，朱培德向阎许诺：“在中央财力可能内，皆能认可。”晋系此刻又深陷经济困境之中，阎锡山自然无法拒绝中央的财政援助。财政资源成为国民政府维持政权形式统一的重要工具与杠杆。与此同时，诸如流动性军阀等各类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恰恰又在于国民政府军事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其自身的财政资源优势尚不足以支撑其实现纷繁复杂的地方统合计划。即便蒋介石亦认识到“孙殿英本人如不照律处治，将来不唯为中国大患，而且为北方殷忧”，本欲调商震部西进彻底围剿，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下，仍旧不免走向妥协。分化瓦解、和平改编成为蒋介石处理地方反对势力的主要路径。
此外，相较于流动性军阀，地方实力派拥有更为稳固的统治区域，为维持存在、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确保地盘内部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成为其行为逻辑的关键所在，晋系在孙殿英西进青海的过程中，从策动西进、以邻为壑，转向合力围剿，看似前后矛盾，实则内在逻辑并无二致。问题是北平军分会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在华北的派出机关，本应以国民政府的整体利益为依归，但在处理察省事件的过程中，同样采取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路径，由此亦可知悉军阀时代所展现出的地方主义仍旧对完成形式统一的国民政府施政与政策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华北地区自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合作构建的政治架构，随着长城抗战的爆发开始被不断打破，此前张学良冀图利用西北军旧部与晋绥系相互钳制的局面荡然无存，宋哲元以解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契机成功获得察哈尔省的控制权，阎锡山更是利用孙殿英西进青海事件，不仅兵不血刃将孙殿英驻晋城部队礼送出境，更成功要挟中央将宋哲元驻晋部队调离。孙殿英西进青海事件之后，华北政治格局遂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逐步形成东北军主冀、韩复榘掌鲁、宋哲元控察、阎锡山独霸晋绥的多元复杂局面。
摘自《史林》2021年第6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