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摘要】1948年8月，刚刚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王云五仓促推出币制改革的方案，企图以此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这一决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得到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但其方案却根本不具备实施的基本条件。就在金圆券推行的两天后，《大公报》披露的一桩泄密案即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蒋介石亦极为愤怒，下令各部门严密侦察，迅速结案。虽然此案很快即告破获，事实上亦与币制改革的方案没有太大关系，但却暴露出此时国民政府内部体制性腐败的痼疾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同时也预示了此次币制改革必定失败的结局。
一、仓促出台的币改方案
由于长期以来法币的大量发行，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蒋介石在抗战后期就多次计划对存在严重问题的货币制度进行改革，但因条件不成熟，改革迟迟未能进行。1947年2月，黄金风潮爆发，宋子文、贝淞荪相继引咎辞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1948年3月，蒋介石巡视各地回到南京，各地的状况让他极度忧虑。于是蒋即召见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前来商议改革币制之事。然而币制改革最终还是未能予以实施。
1948年5月31日，行宪后的第一届内阁成立，翁文灏担任院长，王云五出掌财政部，此时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受连番挫败，经济上更是岌岌可危，虽然改革币制刻不容缓，但当时国民政府根本就不具备改革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之下，翁、王等人却贸然提出币改方案，并得到蒋介石的鼎力支持。8月11日，翁文灏、王云五等连日秘密筹划，终于向蒋介石呈报有关币制改革的紧急处分令。18日晚，蒋又约翁文灏商谈第二天要对政治会议提出的改革币制和管制经济方案。19日下午三时，蒋介石亲自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的临时命令。然而就在金圆券改革刚刚开始实施的第二天，令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等人没想到的是，上海《大公报》披露的一件弊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它也预示了这场改革自一开始就将面临失败的命运。
二、报纸披露弊案
1948年8月20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暨其他相关各项法令正式公布施行，蒋介石亦向全国各省省主席、特别市市长发电，重申币制改革的措施与目的。为此蒋介石还派蒋经国到上海亲自参与督导，因为他认为，在此危亡之际，只有蒋经国才能担负这一重任。蒋经国临危受命，深知此行对国民党以及他自己未来的命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责任重大，但他仍充满自信，希望借此机会惩治贪腐，挽救垂危的财政经济，同时树立自己的威信。没想到当他次日一大早抵达上海后，报纸上突然披露的一件重大弊案，将刚刚推行的改革蒙上一层阴影。
8月21日上海的《大公报》在第２版发表社评《币制实行改革了》，虽然文中对政府提出的限价政策有所保留，但总的来说，社评对于刚刚实行的币制改革还寄予一点希望。然而也就是在同天这家报纸的第４版“本市新闻”一栏上却刊载了一则新闻，题目就叫《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由于这是独家揭露币制改革的消息，致使投机者借机大发横财，消息刊发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这篇报道对于涉案的时间、地点、人物乃至出售的股票名称、数额等内容说得有根有据，看来不像是无中生有。
三、相关部门的调查
《大公报》的新闻刊行后，立即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更为刚刚进行的币制改革带来强大的冲击。这位隐名人士到底是谁，他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币制改革的消息？有人披露说是一位姓顾的原财政部高级官员，也可能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潘姓会计师，还有人怀疑是经济部部长陈启天，或者是原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这些传言满天飞，虽然没有确证，但都是读者关心的问题，广大民众更是希望得知答案。
这自然也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注意，最先展开调查的是监察部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即派遣孙玉琳、唐鸿烈二位监察委员前往上海调查此案。相反，与此案关系密切的财政部直到8月27日方致电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镛及上海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南京的总统府亦于28日发来急电，并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上海各相关机关务必于7日之内侦破此案。接获此令者，除了业已派遣到沪调查此案的监察委员孙玉琳、唐鸿烈以及监察院参事范体仁和财政部参事周德伟之外，还包括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市警察局经济警察大队、市党部、宪兵特高组、上海金融管理局、戡建大队、工商部特种经济调查处、证券交易所监理处等十多个相关机构，以蒋经国为首的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机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两大情报系统亦奉命予以调查。
在上峰多次严令之下，上海各相关机构立即行动起来。据说还是蒋经国提出，先将所有证券交易所有关的经纪人召集起来问话，提供线索，最后经多方排查，终于在９月２日限期之内宣告侦破此案。9月4日，上海、南京等地各大报刊都整版刊登了抛售永纱股票而带出币制改革泄密案的消息，虽然上海交易所和金融管理局亦相继查找到相关线索，但最终侦获案件的主要功臣，还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的调查人员。
四、终告破案
据后来上海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交待，该案在报纸上曝光后，他即亲自到《大公报》向总编辑王芸生询问消息来源，但未得要领；其后又向经纪人公会理事长王乃徐及其他理事打探消息，亦未获真相；接着再就交易所当日交易买卖报告单查询售出永安纱厂股票300万股以上的客户姓名、行庄名称等资料，依然没有结果。后来才得知，涉及此案的杜维屏所开设的华美号其实并无证券人身份，所有交易均在场外进行，所以一时难以查清。
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镛后来查核的调查报告更加详细，他们根据报上披露的时间、地点、股票名称及数额，首先派员到证券交易所调查19日当日各经纪人经手的证券交易情形，结果查出“有由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杜维屏、盛老七、潘序伦三人”云云。根据这一信息，金融管理局与孙玉琳、唐鸿烈二监察委员以及财政部参事周德伟即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并于9月2日上午十时半对杜维屏进行传讯。
兹事重大，警察局不敢耽误，经层层排查，最后线索追查到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的头上。再经调查，陶启明入职财政部是由他的朋友也是学长徐百齐介绍的，而徐百齐则是王云五的亲信，后来王云五从政，徐即跟随王相继出任经济部和财政部的主任秘书。金圆券币制改革之前，徐、陶本来并没有机会接触币制改革事宜，只是8月18日币制改革前夕，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让徐百齐起草一篇有关停止银钱业和交易所休假的公告，徐即将这一消息透露给陶，陶认为此乃投机的大好时机，当晚便乘夜车从南京到上海，第二天就发生了抛售永安纱厂股票的弊案。
而另一涉案人杜维屏系杜月笙次子，是鸿兴证券号的老板，同时还于1947年开设华美公司，董事长是孔令侃，杜维屏任总经理。相关人员前往调查时获悉，该公司确实经营证券交易。9月2日，经警大队即以牵涉陶启明案将杜维屏招唤传讯。杜维屏当晚交保出外，但后来又查明他于证券市场奉令停业后仍从事大量场外交易，因而次日夜晚杜维屏又再度被警局传讯，并因嫌疑重大予以扣押，除了吊销他的执照外，9月4日，还将杜维屏移送地检处讯办。杜维屏被扣押，这在上海滩也是一件大事，沪上报刊均连篇大幅予以报导。
五、疑犯落网
上海方面查出币制改革泄密的线索后一刻也不敢怠慢，但林崇镛恐此案会牵涉财政部，故于9月2日中午即给财政部长王云五打来一通长途电话，称调查已有初步线索，一两日内当有结果。林并请示王，若此案牵涉政府要人应如何处理，王即回答，“无论牵涉何人，绝不姑息”，并主张立即对外公布，以释群疑。
当天下午6时左右，王云五刚刚下班回家，没有多久，徐即与财政部一位姓陈的同事一起来到王云五的家中，因为当时陈某正在办公室与徐聊天，突然林的电话响起，因王云五已经下班，故林崇镛即让徐百齐马上转告他，说现已查明，抛售股票者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之妻，要王部长赶紧予以处置。因为陶启明系徐百齐推荐到部中任秘书的，徐害怕有人误会，便要陈某陪他一起前来汇报，以此证明他并无时间通知陶。
王云五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没想到一个多月来秘密设计的币制改革方案，竟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小人物予以探知而遭泄露。王一面通知徐柏园和李傥两位次长及其他部中高级干部，一面到楼上看陶启明是否仍在宿舍，结果人不在。王云五即先行向行政院长翁文灏报告，并书面通知首都警察厅黄珍吾厅长，黄珍吾收到手书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派遣警察与部中人员严密守候，直到半夜12时左右陶刚刚返回宿舍，警员立即将其逮捕。因为徐百齐是陶启明入职的介绍人，尽管徐自称绝无向陶泄露任何机密，但为了证实此点，王云五同意暂时将其隔离。第二天黄珍吾告知王云五，说陶已供认所谓交易所停业的消息确实来自徐百齐，因此徐亦即刻被捕。
六、真相大白
综合所有的调查情报，关于币制改革消息泄露一案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48年5月31日翁文灏内阁组阁，王云五就任财政部长。据他说自任财政部长不久，就开始酝酿币制改革的事，前后大约花了50天的时间，那么倒推计算，应该就是在6月底开始策划此事的。因为此事极为机密，参与讨论的人除了两位次长徐柏园、李傥及钱币司王抚州司长等极少数人之外，财政部其他人并不知情，就连主任秘书徐百齐也一样，只是在发布币制改革令的前一天，需要通知各行庄及证券交易所休假，原本这个命令应该是由王抚州拟稿，再交由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核定方予发布的，然而徐柏园却将原稿交给徐百齐，让他重新拟稿。尽管徐百齐自称并没有向外泄露，但据陶启明交待，这一消息确实是从徐百齐那里听到的，所以他就连夜赶回上海，并让其妻立即抛售股票，从中大赚一笔。至于是不是徐百齐有意泄露，还是陶启明刻意窃取就说不清了，但徐既是陶的朋友，又是他进财政部的介绍人，这又免不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了。
1948年9月1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该案，对杜维屏、林乐耕、李国兰、杨淑瑶以“场外抛售永纱股票违反交易所法”提起公诉。然而根据上峰迅速结案的旨意，上海地方法院亦只是匆匆走了个过场。同时，因杜维屏违法经营场外交易，依法吊销他的营业执照。1949年1月19日，南京市地方法院亦对此案开庭宣判，以徐百齐、陶启明“共同对于其主管或监督之事务，利用机会图利”之罪名，判处二人各7年徒刑，褫夺公权8年，上海交易所管理员王鳌堂则被撤职。然而未过多久，徐、陶二人没有服完刑期就相继交保释放了。就在此之前的11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实际上就是宣布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财政部长王云五亦宣布引咎辞职，然而直到第二年的12月9日，王云五才收到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决的书面申诫处分。
按理说，王云五制定币制改革方案算得上是谨慎和保密了，鉴于以往每当重大财政金融改革命令出台之前总会出现消息外泄的弊病，因此在这期间，所有关于币改的方案、政策、组织等机密事项，能接触的只有财政部长、次长和相关司局长，就连王云五的心腹、主任秘书徐百齐也未曾与闻。然而百密一疏，就在发布币改公告的前一天，政务次长徐柏园认为原拟的令银行、钱庄与交易所休假的通告文字不够精炼，而要徐百齐重新拟稿，本来这一命令与币改并无直接关系，但嗅觉灵敏的徐、陶等人立即就闻出了其中的味道，于是利用这一时间差，打了一个短平快，大肆抛售股票，从中牟利。所谓精心策划的改革方案，也就轰然倒塌了。
陶启明利用交易所休假这一消息抛售股票原本算不得一件大事，数额也没有报纸上公布的那么多，而且它与即将实施的币制改革也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因为陶是财政部官员，他是通过非法窃取国家经济情报而牟利的，所以情节严重。更重要的是，这件案件的发生正好赶上金圆券政策出台的关键时刻，再经过《大公报》的报导，瞬间便广为人知，将其称之为一颗重磅炸弹绝不为过。同时，陶启明、徐百齐并不是具有重要背景的大人物，因此当局即刻将他们拘捕，并即刻进行审讯判刑，就是希望尽快平息社会上的舆论。就在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的第二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文章予以披露。因此最终徐百齐、陶启明“将是本案的牺牲者”。联系到以往国民政府每出台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譬如停售美金公债、黄金提价、外汇汇率贬值等，总会有人事先得到内部消息，随即兴风作浪，从中牟利，从而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强烈不满，导致信任危机日益严重。这说明此刻国民党统治阶层体制性、集团性腐败早已病入膏肓，也预示着刚刚进行的币制改革必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摘自《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