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强，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古史辨运动是顾颉刚个人学术生涯的突破，奠定其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也是现代学术体制下学术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从学术实践的角度理解“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可以发现从“层累观”的萌芽到声势浩大且有史学革命意义的古史辨运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层累观”能够“运动”为“古史辨”,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和经营，期间“运动”新文化的老手钱玄同扮演了重要角色。“古史辨”的“运动”过程，折射了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和学人治学的一个侧面，顾颉刚对现代学术体制和学术传媒的运用是史学现代性的一个体现，也是他个人治学的宝贵经验，在其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如法炮制推动了学术发展也培养了史学后进。
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运动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别择一视角对这场运动进行一种“学术社会史”的考察，可以从学术实践的层面解答“层累观”如何发展成为影响民国史学深远的革命——古史辨运动。
一、“层累观”的萌芽和或将夭折的命运
“层累观”不是从天而降、一蹴而就的，是顾颉刚在相关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产生并发展成熟的。1920年11月10日左右，胡适致信顾颉刚询问姚际恒《九经通论》是整个古史辨运动的起点。顾颉刚在回信中提到《古今伪书考》，引发胡适倡议出版《国故丛书》，并嘱顾颉刚标点。顾颉刚在标点整理过程中弄清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和此前学界“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顾颉刚对辨伪学史的初步梳理，加深了他对辨伪学的学理认知，也启发了他的疑古思想与勇气。胡适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鼓励顾颉刚，促使他产生“辨伪史”的想法。顾颉刚计划以“辨伪丛刊”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由整理“辨伪丛刊”（辨伪书）深入到“辨伪史”，从“辨伪”转向“疑古”。诸多研究者认为胡适的“古史观”对古史辨的走向至关重要，但实际上胡适在提出“先疑后信”的基本信念外，并没有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方式上回应。
钱玄同加入顾、胡之间的讨论对“层累说”的诞生有直接推动作用，钱玄同深化了顾颉刚对疑经的认识。辨伪的目的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无关。钱玄同指出的辨伪求真理念，成为顾颉刚尊奉的学术准则和疑古运动的学术精神。钱玄同的出场“指导了当时古史考辨运动的方向”。钱玄同扩充了顾颉刚的辨伪领域，也指明了“不信经”的学术实践方式，对顾颉刚说：“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因为编撰历史教科书，顾颉刚带着辨伪—疑古的思想进入上古史，抄录以备作史之用的史料体现了他的“不信经”，在“舜故事与戏剧规格”一则中他记录了根据经书梳理的“舜”的演变。顾颉刚将经书所载，按照时序看其演化，将这种方式比作“戏剧规格”，实际就是“层累观”的萌芽，在1921年11月左右已经形成。在此过程中他建立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假设。
“层累观”的成型并不必然决定会有影响史学界至深的学术运动“古史辨”的出现。与诸多北大学人共同推动的“打冒牌孔家店”（指新文化运动）相比，胡、钱、顾三人合作的“打老牌孔家店”（指疑古辨伪）困难重重：讨论局限于三人，不为外界所知，势力单薄；三人各自的处境没有为推动学术运动提供机会。这场三人古史讨论和顾颉刚萌生的“层累观”可能面临夭折。
二、“蓄意”辩论古史和古史论潮的兴起
讨论沉寂一年后，顾颉刚收到钱玄同的信，于是“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催产了“古史辨运动”。信中顾颉刚首次对外公布“层累观”，希望凭借钱玄同来推动“层累观”爆发学术影响。但两个月没收到回复，顾颉刚不想“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的愿望再次落空，所以想“逼上一逼”，将信中辩论古史的文字抄寄发表于《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将私人论学放置到公开的学术讨论平台，方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讨论的命运和影响，存在于几人脑中的思想，成为公开的学术言论。顾颉刚的“逼一逼”，是他采取的策略。他在信后加了《附启》，内容是向钱玄同“逼宫”，要他作答。顾氏还有一封不公开的信给钱玄同：“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必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基于对学术生态与学术机制的了解，顾颉刚对于“发表”的作用有很强的自觉。针对《附启》，他解释说：“篇末略施狡狯，并无他故，只是希望先生多多发表意见耳。”
顾颉刚先后收到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他人加入讨论在意料内，但不是他最满意的结果。他最希望与刘半农唱双簧“炒作”《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王敬轩”——钱玄同能够与他合作推动“古史辨运动”。根据钱玄同日记，他以三天完成答书，即刊发于《读书杂志》第10期的《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为《读书杂志》的讨论颇费经营与策划的苦心，计划将钱玄同、刘掞藜和他本人的文章同登一期，以达到辩论的交锋和规模效应，推动辩论走向高潮。因情况变化，他改变了原计划，他表示“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并赶作《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第１１期刊出了刘、胡的驳文及顾颉刚的回复。《答刘胡两先生书》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学术应答，而是学术广告，以吸引读者持续关注。
《读书杂志》第12期刊发了钱玄同的《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和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之前三部分。钱玄同在《读书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并有刘、胡驳论文两篇，加上顾颉刚的文章，共同推动了《读书杂志》上辩论的交锋，也把辩论推向高潮。第12期发刊后，刘掞藜又发来《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于第13期。顾颉刚在第14期上刊登《启事》，“希望再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以集众分工的方式，将古史糊涂账弄清楚。《读书杂志》从第11期开始顾颉刚的原计划是一期登钱、顾的文章，一期登驳论文章，持续保持论战交锋，不断吸引关注与加入论战，双方你来我往辩论式的讨论持续到1923年年底第16期。《努力周报》停刊后，《读书杂志》终刊号刊登了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结束了“古史辨运动”在《读书杂志》上的论潮。
三、顾颉刚对扩大“古史论争”及学术影响的经营
顾颉刚继续推动古史论潮，胡适请他编辑《国学季刊》，他提出办“崔东壁号”，向钱玄同拉稿，希望钱玄同“做一篇文章揭破《说文》的黑幕”。这是针对刘掞藜以《说文》对顾颉刚的驳难。或在于扩大辩论中己方观点的影响，1924年4月南高史地研究会出版的《史地学报》刊出柳诒徵针对顾颉刚辩论古史文章的驳论文《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转载刘掞藜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并附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顾颉刚先生书》《答刘胡两先生书》三文。此后《史地学报》特设“古史讨论”专栏，将《读书杂志》的辩论文章转载。《史地学报》又以一年时间对辩论进行了“温故”，学术媒体“南北呼应”扩大了辩论的影响范围，提升了学术影响力。
柳诒徵的文章针对顾颉刚引《说文》为例证，说禹“为九鼎上所图之怪物”，指责说“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甚少不为通人所笑矣”。顾颉刚利用自己主持编辑的《国学门周刊》以“说文证史讨论号”，针对诘难，顾颉刚表明用《说文》做证据是以“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许书和清儒著述只能作为材料，“不能供给我们以学问的准绳”。顾颉刚与柳诒徵的辩论，得到钱玄同大力支持，钱玄同对于柳的批判是以回信的方式表达给顾颉刚，署名“疑古玄同”来表明立场，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以及容庚也都旗帜鲜明地站在顾颉刚的阵营。专号的设立出自顾颉刚回击柳诒徵批评的需要，这是围绕古史辨的第三次论潮。
四、结语
1923—1926年间围绕“疑古辨伪”发生的三次论潮，第一次由顾颉刚精心策划、主导在《读书杂志》上进行，改变了“层累观”夭折的命运，造成了围绕古史讨论的第一次学术交锋；第二次是南高学人在《史地学报》转载《读书杂志》的辩论并提出新的诘难，“古史辨运动”持续增温，影响力从北方扩展到南方；第三次是顾颉刚在《国学门周刊》策划“说文证史讨论号”。从具体学术实践的角度详考“古史辨”“运动”的始末，不难发现，从“层累观”到“古史辨”并不是水到渠成，局限于私人通信的古史讨论极有可能夭折，“层累观”转为“古史辨”论潮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和经营。在《新青年》上“运动”新文化的王敬轩——钱玄同在“运动”古史辨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顾颉刚充分了解现代学术体制对于推动学术的作用，熟练地运用学术舆论机关，将“层累观”“运动”为“古史辨”，体现了他的学术事业心和对现代学术传媒特性的把握。
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