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从新文化运动开启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图书世界呈现出复杂的流通与阅读图景。经由报刊鼓吹、教材收录等途径，新文化运动旗手们撰译的书籍，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晚清编纂、译介的一些书籍，继续被重印和流通。新出售书账簿、民众读物调查与实体书籍遗存进一步显示，清代大众文本文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颇具影响，清代大众文本文化三大板块——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和小说与纯文学类——的不少书籍仍旧被改编、重印。在晋南、粤东、河南开封、香港新界等内地乡村乃至上海、北京等都市的下层社会，与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相关的书籍仍然颇有销路，而与近代知识与思潮相关的书籍则销量不大，新文化运动旗手们撰译的书籍更是难得一见。这些来自清代文本文化的核心文本及其承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可以说构成了后五四时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是思考这一时期文化进程不容忽视的要素。
一、新思潮书籍的流通与阅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新文化运动旗手撰译的书籍和受其影响下的新思潮书籍在各地得到传播，部分书籍还经历了经典化过程，它们经由报刊的鼓吹、教材的收录、专家和教师的推荐等途径，成为青年学子追捧和研习的经典。在一份开给中学生的国文课外阅读书单中，阮真就列入了不少新思潮书籍。在他推荐的课外读物中，包括现代文艺、近代语体小说，也包括新文学评论著作。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言论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也列入其中。此外还有瞿秋白《新俄国游记》、蒋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书。
通过民国时期的学生课外阅读调查也可看到，不少新文艺、新思潮著作成为学生追捧的对象。1924年5月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的一份“读书心理调查表”显示，“最爱读的”书单中，《胡适文存》位居第四位，仅次于《学生杂志》《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独秀文存》位居第十六位。
30年代初《教育研究》刊载了一份调查报告，研究者对广州、杭州、绍兴、嘉兴、松江、济南、北平、长沙六个城市7000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进行了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图书馆借阅记录，所得书名有近2000种。1934年6月《教育与民众》刊出的一份调查，大体印证了上述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覆盖全国16个省区，调查对象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高年级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其二是各地重要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及民众学校的读者或学生。在成人阅读量较大的书籍中，就有《呐喊》《子夜》《彷徨》《胡适文存》等书。
二三十年代，这些新思潮书籍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内地中小城市。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主营此类书籍的书店，开封城就是一个例子。开封城内相国寺书店书摊，主营各种大众读物，而主营所谓“新文化书籍”的书局，则主要在书店街营业。还有证据显示，一些新思潮书刊已经“下乡”。上述对新思潮书籍流通状况的素描，都属学界较为熟悉的图景。不过，这类书籍仅仅是后五四时代书籍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们在北京、上海等新文化运动中心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
二、余论
在此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重要理念，逐渐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向内地中小城市、市镇、乡村渗透。而且，明清时代流行的不少“畅销书”，仍被继续重印、改编，在各地仍有较大的市场。此外，晚清编纂、译介的不少书籍，继续被复制或在民间流通。就中国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度而言，这种新旧书籍相互交错构成的复杂图景，本身不足为奇。不过应该说，来自不同政治、社会议程的书籍（新文化运动，晚清西学与东学，明清书籍承载的各种或新或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涌现，它们层层并置、叠加、交错、渗透，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文化图景，这样一种景观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通过对晋南某地（1906—1938）、广东河源（20世纪20年代）、河南开封相国寺（1934年）、香港新界（20世纪30—40年代）四份书单的解读表明，清代的各类“畅销书”，仍在广大内地城乡流通和阅读，这一点应该是不少知识分子的共识，也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本身不足为奇。四份书单，所涉读者的社会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国民学校和私塾的师生，有的是内地城市书铺地摊的顾客，有的是乡村塾师，所涉地点包括华北晋南与豫中城乡、华南内地乡村与都市远郊。不过书单包括的书籍，在类型和内容上显示了若干不容忽视的共同特征。这些书籍的种类与清代的“畅销书”之间的相似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包筠雅指出，清代南中国地区存在一个由不同阶层共享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她称之为“大众文本文化”，其内容包括以科考课程为中心的教育类书籍（含经典启蒙读物），讲授礼节、尺牍、医药、日用验方及占卜、祈福法门的各种指南类图书以及小说及纯文学作品等几个书籍种类。同样，在四个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一文化涵盖的三类书籍在民国时期仍旧存续。我们知道，无论是晋南账簿、粤东账簿还是新界翁氏藏书目录，都无法体现这三个地域流通书籍的全貌，因为前两者只是一家商铺出售的书籍，而后者是一位读者书架上的藏书，只有开封相国寺书单是相对系统的。不过通过对晋南、闽西、新界三个地域的比较（粤东书单是四堡书商所记，与闽西书单可合并讨论），还是足以显示，我们讨论的不少核心文本，其流通范围并不限于中国某一区域，而是见于晋南、开封、闽西、粤东乃至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新界地区，因而这是一个跨地域的文本群。因此，尽管经过时代更替，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主要部分，仍旧相当顽强地在民国时期延续下来。
就这一问题而言，粤东河源的售书账特别值得注意。我们会设想，那些承载旧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书籍，主要的读者无非是乡村的冬烘先生。但事实上，此处购书的顾客中，中小学师生为数甚多。这本账簿显示，20世纪20年代，在河源这样一个离沿海大都市不算太远的内陆腹地，一群中小学和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依然以较为传统的题材和知识为主。在账簿中，很少见到介绍近代知识的书籍。对这个时代生活于类似河源这样的地方的读者来说，传统知识、思想、信仰体系跟他们的生活世界似乎仍有较大的相关性；传统的文学题材和实用知识、思想、信仰，对他们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新思潮书籍之所以难以在乡村扎根，跟这类书籍与乡村生活的相关性较小有关。20世纪30年代，在离苏州城不远的开弦弓村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费孝通发现村中新式学堂的缺席问题相当严重，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新式学堂讲授的知识与乡村生活脱节，从家长看来，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只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村民告诉他，文字主要为了“记账、集钱会、送份子、写写条子”，而新式学堂的教师是师范毕业生，连自己都不会算写账，不会写份子。这个看法提醒我们，在考虑近现代思潮、知识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时，不可简单预设前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应谨慎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取向，力求多从他们的眼光观察那个时代的思潮和知识。这样一种对近代知识和思想兴趣不大的现象，在其他区域也可见到。
沿海都市与内地城乡之间，固然存在种种差别，但若就书籍流通与阅读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还是程度的差异。从接触的材料看，二元世界观显然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在大都市上海和北平，类似相国寺的民众读物也有一定市场。事实上，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若干核心文本，并未随着政治、文化局势的变动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不少书籍躲过了２０世纪各种战火和政治运动的清洗，保存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随着七八十年代政治经济的变化，这些书籍及其收藏者，在一些区域的传统复兴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传承角色。近二三十年来，笔者在乡村调查过程中，这些书籍还时有所见。
摘自《复旦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