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元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吏卒下乡”：乡村纷扰之最
“催科”是宋代州县级衙门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搅动乡村社会，也搅动官场，这是权力延伸并在乡村展现行使的过程。“为邑有催科抚字之责”，是县令两大首要工作。抚字流于形式，并无指标考核。为国聚敛方是首责，催科才是真正要完成并有考核指标的刚性任务。不擅长于此道，在提拔路上遭遇重创。办好催科，是县令当得下去的前提。不过官员难能亲身收取，总要分派任务。或指定乡里头目，或派人下乡催征，不同官员有不同策略。差人下乡更符合官场习惯，也更容易及早完成任务。
乡里社会秩序，本应“一狗不夜吠，民不见吏”。但吏卒下乡，则“动是三、五十人……所过之处，鸡犬皆空，无异盗贼”。其飞扬跋扈之态，已跃然纸上。基层官吏之嚣张，高宗也深有体会。不过催科之源，正是大一统权力体系。下级只有执行义务，虽然可以批评守令者“无复有一分爱民之心”，但其背后国家运转难题，实为无解。乡村中则无有宁日，经常被骚扰。
基层治理头绪万千，事务繁杂，操作难度极大。在完成上级交办任务的同时，官吏自身利益也不能少。当然，官吏贪求的责任，也并不如宋代士大夫那样认为全归于“吏”自身的道德缺陷。有着合法伤害权的基层官员，把手中权力放大到极致。普通百姓，虽然可以采取“拖欠告状”策略，但官员应对方式就是加大暴力程度，百姓难以逃避。
从朝廷到县令乃至各级催科之员，所有人都被绑在同一运行链条上。这个链条发动，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间。百姓则身不由己，不得不服从链条驱动。官吏下乡催科，是其得以启动并惯性自主运行的重要环节。
二、“不免词诉”：社会生活失序
国家力量无远弗届，但是乡民自有抵抗之道。在承认必须完纳“皇粮国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催科之际，明暗推搪，以争执具体比例、方式为主，而不是全盘拒绝。地方官甚至认为百姓不纳，让其觉得有一种“坐视县令之受煎烹”的感受。而从各级官府角度来看，完成催科任务是首要选项，至于如何完成，上级则视而不见，以完成为最终目的。部分“名公”强调遵循法定原则，但是显而易见，大多数县令还是“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流血被体”。完成催科是首位任务，处理妥当，不引起大规模反抗就是重要成绩，打人伤人均属次要问题。县令蹇雄催科“巡卒四扰于乡落”，百姓反抗愈烈，达到了“不受官司约束”的程度。上级虽然不支持蹇雄，但也只是提请罢免，而未伤及其丝毫。
官府权力除直接扰及乡村外，催税头目选派亦触动乡村社会内部秩序。建隆初期催税头目选用里正，后换户长，后又改为保正副、大小保长，建炎以后又换回户长、甲头、甲首等。户长催科不易，又改换甲头，若干年以后，就轮到了下户。下户能力有限，无法完成，再差上户，则又“不免词诉”，再换回户长催科。而户长难为，改换思路又是换成甲首。但官府显然低估了百姓智计，百姓明暗抵抗而使政策摇摆，对乡里秩序造成了巨大扰动。
催科对百姓来说，是难以应付的苦楚；对执行其事的基层头目来说，是身心俱疲的苦事。无论面对何种情况，争执肯定是乡民的第一反应。在县令、吏人、催科头目、百姓彼此冲突中，乡村社会生活出现了短时失序的局面，当然，从两宋整体历史看，尚未达到临界点进而转换为全局性暴乱或者武装冲突。官吏与百姓，百姓与百姓，在互相试探中维持并不断调整着彼此的既定边界，形成一种脆弱的平衡。
三、“力所不办”：百姓日常之苦
赋役数目一旦确定，无可逃避。但由谁来完成，则大有玄机。县官、书吏、催税头目、百姓都各思策略，寻找自身利益。每个环节都渴望分一杯羹。乡民既要完纳赋税，又要承担催科。乡野村夫既不熟悉官僚运转机制，也没有能力应对官吏，更无能力强制乡民，重重压力之下，只能自己“破产填备”。这虽是绍兴年间甲头之苦，但足为两宋乡间实况代表。
地方官员“迫于州郡期会军兵粮食之故”，还要额外“预借”，且新官不理旧账。小民还要承受“税上加税”的额外负担。上级压力传导下来，县官还采取各种诡计手法。最下细民，也不放过，强征丁钱。入老者不除，或已除再籍，勒令出钱。若有“交易未曾关割”的情况，就“钱业俱追，则两家俱纳”，导致结果就是百姓“破家竭产，不得自存”。
从州县角度看，自身资源极少，又要完成几乎不可能按儒家原则完成的全部上级任务，只能变通。但朝廷之需，一日不可缓，“催科”无可逃避。一县之内，从县令到百姓，没有人不在其中煎熬。县令要完成催科任务，以之求得自身考评成绩。书吏既非纯粹坏人亦非道德高尚之徒，只在权力运行缝隙中，寻找自己利益所在。百姓同样也不是划一整体，内部利益分化非常严重，每个人都投入全副精力，“避先趋后，舍重取轻”，采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从整体看，越是弱势群体，抵抗能力就越差，被剥夺比例就越高。乡村社会秩序在朝廷、官府、百姓围绕“催科”而展开的博弈当中，摇摆而维持着大体平衡。
摘自《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原文约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