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希洋，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
【摘要】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是清代疫情期间常见的医疗实践活动。防疫方书的大量涌现是一次次疫病流行激发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和普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相较于其他常见防疫举措，防疫方书深度参与到多种疫情防控实践中，实际构成了一种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疫病应对机制，具有成本低廉、传导性强、覆盖面广、溢出效应大等特征。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灾害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不仅疫病种类多，分布范围广，而且重大疫情多，暴发频率高。面对瘟疫，除了一般性的安置病人、施医舍药、隔离、检疫等措施之外，另一种参与者多、出现频次高、颇有特色的活动，是众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在从事的医学知识建构与传播实践——搜集、整理防疫医方，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
一、化知识为疗效：防疫方书与染疫病人的救治
疫情一旦暴发，救治染疫病人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防疫方书是防疫医方的集合，每一个医方基本都会进行简要的病理、症状和治法分析，并根据病症详列医方名称、药物构成、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加减化裁法等，相当于一种治疗方案。因此，防疫方书在疫情防控中的直接作用，便是为救治染疫病人服务。
疫情出现后，求助于专业医家来救治染疫者，是人们最普遍的反应。然而，医生的诊疗并不见得在任何时候都有效。在此情况下，防疫方书这类集合诸多疫病疗法的书籍，便成为人们救疗病人的基本选择，甚至是救命稻草。不管是官员、士绅，还是专业医家，遇到医治无效的情况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参阅防疫方书查找对应的疗法，治疗病人。因此，防疫方书的存在和流传实际上让人们在面对疫病时多了一种选择，也多了一种救治病患、挽救生命的手段。
疫情出现后直接翻检、传抄防疫方书来救治病人，也是人们应对疫病的重要方式。对于一些常见疫病或局地暴发的疫情，方书相当于既有经验的集合，能够为人们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救疗方案，且可以在整个疫区被及时、大量地复制，是时人有条不紊地开展防治工作的重要依靠。而对于新型疫病，个别地区的成功经验编撰成方书后，可以被快速地复制、推广，此时，参照方书治疗患者是最便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综合来看，方书表面上是“死”的文字的集合，但其中的防疫知识是人们应对疫病经验的结晶，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识得性和可复制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医生的诊疗，甚至在人们对疫病比较熟悉或情况紧急的情境下可起到代替医生的作用，本质上是“活”的医疗资源。人们检阅并根据防疫方书救治病人，正是防疫知识转化为疗效、作用于实践的过程。
化文本为实践：防疫方书与防疫力量的动员 很多疫病起病急，传染性强，扩散速度快，因此，医护人员不足、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专业人员以外的、具备一定读写能力的人在防疫方书的指导下，便可投入到疫情防控之中，或救治病人，或进行有效的自我防护与救治，或散播防疫知识等。在这一过程中，潜在的防疫力量得到挖掘和调动。
传统社会诸多官员、士绅、学子会不同程度地涉猎医学，阅读医书，搜集医方，甚或偶尔为他人治疗疾病、提供医疗建议等。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借助自身积累的医药知识或医疗经验，依据防疫方书的指导，可以实现身份的转换，成为与专业医家相似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或专业人员的辅助者，直接参与到疫情防控事务中。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天花这类发生频率较高的烈性传染病，众多具有疫病预防意识的士绅一般都会将相关知识、经验特别是有效的疗法记录下来，形成简要的文本，以备不时之需。
疫情发生后，医生的救治措施并不一定完全有效，甚至会出现误诊误治的情形，而医生的数量相对有限，医术水平高的医生更是稀缺，所以许多病人不一定能够及时得到医生的救治。在这些常见的生活情境中，集中收录防疫或治疫医方的方书，给那些基本不了解医学、没有诊疗疾病经验但希望为防治疫病、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的人找寻、试验、传播防治方法提供了一种渠道。此外，作为知识载体的方书，在疫病流行时还为不知医人士贡献自身力量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通过编辑、刊印、散发方书等方式传播相关防疫知识或疗法，从而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以上两种人员的调动，虽然对救治病人、控制疫情蔓延而言大多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但在疫情严重、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服务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即使是专业医家，也常常运用类似的思路或方法来扩大救治面，减少疫情的影响和损失。可以说，防疫方书或医方的传播、阅读、应用，本质上是防疫资源、信息、知识等的流动与共享的过程，通过这种机制，医学文本与抗疫实践之间实现衔接，促使许多医疗服务行业之外的人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投入到防疫事务中。因此，防疫方书实际起着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对充实防疫力量、缓解疫情防控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二、化特殊为一般：防疫方书与防疫知识的整合和普及
人们究竟能否战胜疫病，疫情究竟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从根本上要靠防疫知识的积累、创新和应用。防疫方书的编撰和传播，是新旧防疫知识整合流变的过程，使得各类防疫医方进一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通俗化，从而推动防疫知识的普及应用。
防疫知识特别是防疫医方的持续专门化、系统化，是疫情防控的内在要求。救治染疫病人、遏制疫情蔓延等，都需要时效性强、针对性强、传播速率高的防疫知识，而方书是兼具这些特征的最主要的医学文类。在清代疫情防控过程中，搜集、整理、甄别、汇编、糅合、精选新旧疫病知识等，编辑、刊印和传播新的防疫方书，是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之一。
对于常见疫病，社会上虽已有较为成熟的应对方法，但相关方书并非人人拥有，即使拥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且同一种疫病可能有多种治疗方法。因此，当疫情来临，将相关知识特别是那些具体而有效的救治方法加以搜集、整理，使其集中后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广，是许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青睐的一种应对疫情的策略。
对于新型疫病，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中筛选、试用、改进可能有效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染病人群中以及将针对新疫病研究试验出来的各种新疗法尽快广泛传播开来，为广大医者和病人提供参考，是救治病人、遏制疫情的必要举措，在没有发达通讯技术的条件下，编撰、传播相关方书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
防疫知识形成后只有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超越具体的时空情境，转化为公共的医疗资源，被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群认知和利用。清代，诸多防疫知识实际只在一时一地或少数人中流传，而编撰和传播方书是人们克服这些局限性、实现防疫知识公开和共享的重要途径。
编辑刊印简易的防疫方书，是推广那些疗效显著但传播范围有限的防疫知识的基本方式；翻刻方书或编撰新的方书，是将那些只在一家一姓、一门一派中隐秘流传的疗法加以扩散的有效方法；通过携带方书，或在不同地方刊印方书，或将不同地方应对同一种疫病的有效疗法集中收录在同一本方书中，是将那些未能广泛流传的知识或疗法在不同地域加以分享和应用的重要手段。
防疫知识的不均衡分布与疫病无差别传染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推动着防疫知识从小众走向大众，从隐秘走向公开，从局部地区走向全部疫区，而防疫方书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从救治病人、控制疫情的角度来看，防疫方书或医方的公开和共享，使得施救者和受助者都相应增加，为疫情防控实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提供了重要支撑。
防疫知识从专业走向通俗、从精英走向大众，是清代疫病种类多、重大疫情多的一种社会反应。许多专业性强的医书、医方，正是借助方书这样一种大众化的媒介走向通俗化，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会有意识地把不少方书作通俗化处理，将专业性的疫病知识有效地传递给民众。
用浅白易懂的诗歌或韵语来呈现防疫知识，实现语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方便人们学习和记诵，是最受青睐的方式；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组织编排防疫知识，实现方书编纂体例方面的通俗化、大众化，方便人们理解和应用，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一些医者、文士专门辑录那些流传于民间，具有简、便、廉、验特点的验方、土方、偏方等，在方书内容方面实现通俗化、大众化，从而普及防疫知识，帮助基层民众防治疫病。防疫方书在语言、体例、内容等方面的通俗化、大众化，推动着防疫知识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少数专业人员走向大多数非专业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疫情防控从消极应付转变为主动预防。
三、结语
书籍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与当今我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大量“防控方案”“防控手册”“防控知识”等产生和流传一样，清代同样有为数众多的防疫文本——防疫方书产生和流传。与它们相关的刊印、传播、阅读、应用等实践，是一次次疫病流行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治疫”为主的清代疫病应对的历史情境中，大量防疫方书在“治疫”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与普及等事务中催生了某些防疫实践新形式，如人们染疫后直接参照方书进行治疗，启发专业医家和其他人士充分利用方书简易通俗实用的优势整合和扩散防疫知识，众多非医疗行业的人员编辑刊印简易方书并在方书指导下救治病人和普及防疫知识等。这些不仅直接为疫情防控取得实效做出了贡献，而且对积累疫病应对经验、提升社会整体的疫病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防疫方书及其传播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
设立机构收容病人、设立药局延医诊治、施医舍药、刊刻散送医方等，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疫病应对举措。这些举措的作用和效果不可一概而论，其中，编撰、刊印和传播防疫方书（包括各类防疫医方）对疫情防控而言具有三个突出作用和特征：一是成本低廉。防疫方书或医方的编撰、刊印、传播等，受到的限制条件较少，灵活多变，即使在没有出版印刷技术和教育水平不高的地方，也可通过口传、身授等方式实现知识的流通。二是传导性强、覆盖面广。编撰、刊印和传播防疫方书的门槛相对较低，让社会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以及广大乡村也有机会和能力去正面抗疫，让诸多潜在防疫力量也能投入到抗疫实践中。三是溢出效应大。防疫方书作为一种知识的集合体，具有可保存性、可习得性、普遍适用性和智识启发性，不单在疫情期间发挥作用，它们的编撰、刊印和传播其实是防疫知识生产演变的基本组成部分，持续影响着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和应对疫病的方式、心态、习俗等，甚至还会作用于疫病知识的创新。
近代西方卫生防疫普遍采用的隔离、检疫、消毒、清洁等举措，基本依靠公权力构建和运作，具有显著的集中性、强制性、制度性，在疫情防控中编织出的是一张“有形之网”。相较于此，编撰、刊印和传播防疫方书，总体上属于一种民间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举措，编织出的是一张“无形之网”。前者的实施和成效大小基本取决于政府的权力、权威、组织力和执行力，而后者往往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甚至每一个民众的参与，才能产生最大效益。整体来看，前者在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链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往往只注重整体，忽视个体，致使个体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而后者在治疗环节扮演着重要角色，最终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也是社会具有自决力、活力、创造力的象征，但由于计划性、组织性、统一性相对不足，因而可能带来防疫方书的重复或无序生产、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在面对未来的疫病时，或许只有将“有形之网”和“无形之网”进行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疫病带来的损失，兼顾好整体秩序和个体权益。
摘自《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