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民国前期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之史实的叙述，是切近于事件发生之时同代人最初的历史表述，是后来所有叙述的基础。这一叙述主要围绕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展开，强调民国建立、清朝结束的历史，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过程，可谓“共和”叙事。其特点非常鲜明，突出民主共和制度之建立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关键环节的表述上，突显袁世凯的地位，把袁氏当政视为共和制最终建立的标志，相对弱化孙中山的作用。尽管这样的表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在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尚未开展的情况下，用“共和”话语进行历史书写，实际体现了一种卓识，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传统中国史家而言，书写王朝更替的历史乃驾轻就熟之举，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史书，皆有一套记述规制，尤其是后朝为前朝所书之正史，更是充斥着天命、正统一类的关于改朝换代的固定说辞。到了民国开启，历史教科书编者所记述的当代史，则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在无所依凭的状况下，用“共和”话语进行历史书写，确实体现了一种卓识。
在历史书写中，抓住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是关键。对于清亡民兴的历史大变局而言，最本质的特征当然是君主制结束甚至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和共和制的建立，教科书编者依循《课程标准》 的要求，加以自身的研讨，将“共和”叙事作为主流叙事，表面看平平无奇，若放到中国历史书写的大传统中考量，则见其卓越所在。最基本的一点是，此前的历史书写，大体是从天命转移、正统所系之类话语出发概括改朝换代的历史，是在中国固有王朝国家的理念和范围下来书写；“共和”叙事则突破了王朝国家的局限，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和国际视野上把握帝制结束、民国建立的意义所在，实际是从近代民族国家视角来看待中华民国这一新生的共和国的创立。历史叙事和书写的这种根本转换，固然是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和现实变化的作用下实现的，但教科书编者的主体意识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当然，由于处在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的时代，固有的史学观念对教科书编者仍有影响，加之时代条件的制约，有些判断就难脱传统羁绊，如在正统观念的惯性思维下，以当局的意志为准，突出袁世凯北洋系对实现共和所起的作用，重视清帝逊位对于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助推，相对忽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功绩等，皆系迥异于今日的历史判断。不过尽管如此，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共和”叙事毕竟开启了历史变局书写的新方向，值得被高度重视。
还需一提的是， “共和”叙事虽符合统治当局意旨，但民国前期的历史教科书也非一味迎合当局，有的教科书对当时的“共和”局面很不满，说“共和其名，专制其实”，并分析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这种相对理性、客观的表述和评价，至为难得，也表明在意识形态控制较为薄弱的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编纂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的。这样的独立见解，实具学术色彩，为后来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
严格说来，学术意义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起步于国民政府时期，尽管此前也有一些成果，但往往流于资料罗列，学术性不强。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出版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国民党意识形态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束缚显而易见。虽然如此，这类著述中也有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加之国民党外的一些相对客观中立的著作，使得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今天，尽管经历波折，辛亥革命史研究也一直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为国民党正统史观所主张者外，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中“共和”叙事的不少内容和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吸取。作为最切近的历史叙事，民国前期的历史教科书以“共和”叙事展示出对于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的基本看法，提出契合时代语境的史学主张，尽管其中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毕竟也是一个时代的主导性叙事，有其价值所在。对于历史教育和学术研究而言，其价值可能分途体现在不同方向上，但均为后人思考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素材和观点，附着于上的意义迄未发掘殆尽，至今仍需要再思三思。
摘自《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