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摘要】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制定了以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能力为基石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并开启了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过程。然而，新战略和部署过程都离不开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武器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对“公开政策”还是对核政策长期影响的讨论，都推动了政府内部认知朝着核武器“可用”和“可部署”的方向发展，并从实践上打破了决策者头脑中存在的“禁忌”，消除了公众舆论和盟国当中可能存在的障碍，使在海外大规模部署核武器成为可能。
一、杜鲁门政府的核政策遗产与“新面貌”的出台
1953年，新的共和党政府从前任继承而来的核武器政策并不统一，甚至意见纷纭，这无疑模糊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视线。重新调整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置势在必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台，既与杜鲁门时期的核政策不可分割，又与新总统对核武器的认知密切相关。在核武器能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两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突破层层“禁忌”，在政策思维上让核武器大规模在海外部署成为现实。
美国总统在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是杜鲁门政府时期确立的。1948年9月，杜鲁门政府通过NSC30号文件《美国核战争政策》指出，“使用核武器属于最高层决策”，列出使用原子武器的必要程序和需要考虑的因素，明确“使用核武器的最终权力属于总统”。战后初期，特别是中远程导弹诞生并服役之前，核威慑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战略空军的投放能力。离开投射工具，原子弹可以说毫无战略或战术价值。除了远程投放之外，美国在杜鲁门时期就在探索海外部署的可能性，以缩短作战反应时间，增加核威慑的有效性。随着核装置不断向海外转移，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因核武库监管的矛盾日益尖锐，核武器的使用及其部署遇到体制瓶颈。
1951年12月，参联会依据自身的职责和权力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美国核武库数量稳定增长，核武器已经成为大战准备和作战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上，参联会完全支持总统做出是否使用的决定。文件还建议划分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工和职责。
艾森豪威尔曾认为对日使用原子弹值得商榷，因为那可能会引发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应。艾森豪威尔当选后，有两个重要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作为局部冲突的朝鲜战争和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氢弹诞生。这些都促使其核武器观念逐步发生了与其身份相应的变化。在他看来，原子能之于美国国家利益在目标上是多维度的，核技术可能同时带来危害与安全、恐惧与希望，甚至是罪恶与善行并存。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新政府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以最小代价避免冲突的升级，以便使美国更加关注经济。朝鲜停战让他可以从减少国防支出的角度考虑经济，而对于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更多是看到它可以作为削减常规力量、减少国防开支的手段——其实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发点。
1953年10月，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该政策又被称为“新面貌”。新战略将美国的安全基石建立在“以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之上，其实就是“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这表明艾森豪威尔将核武器作为战略支撑点，在保持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与苏联进行持久战。
到了1953年，核技术的发展使核武器更具备实用特征。无论是从核技术出发，还是从核政策本身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对的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公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
有关核政策和信息的“公开”建议早已有之。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1953年5月底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专门邀请奥本海默参加。后者指出要更好地制定美洲大陆的防务计划，美国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使民众、国会甚至盟国“知情”，从而意识到国家面临来自对手的强大压力。他将这一政策称为“公开政策”。
这次会议最终修订了5月初制定的NSC151号《军备与美国政策》文件，敦促政府采取“公开政策”，使美国人民了解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状况和现实，以期获得民众对预防性战争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与主要盟国分享信息，通过加深它们对核武器政治和军事上意义的理解来增加它们分担责任的意识，提高他们在处理共同防务问题上的能力。“公开政策”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政府不仅要统一内部认识，而且要在民众和盟国中促成某种“共识”，从而创造出有利于核政策进一步推行的外部环境。
1953年12月4日，国安会据此进一步形成了NSC151／2号《向盟国公开原子能信息》文件，指出政策的目标是：促进盟国更好地参与自身防务以及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在危机中与美国协调一致，特别是需要使用核武器时给予美国支持；积极发展民防以减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负担；推动盟国在核能计划方面与美国的合作，提升自由世界整体的核研发水平；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与盟国核信息分享的范围，包括核武器的效能、核武器的战术和战略使用方式、苏联核储备和投射能力情报等。
1954年4月北约国家召开外长会议。杜勒斯希望就“美国官方”对核武器的想法予以澄清。美国认为足够的报复能力是将战争可能降到最低的有效手段。此种说明，可以看作是在“公开政策”大背景下，美国同盟国就“核威慑”理论做出的一番解释，以提前化解因使用或者部署核武器与盟国之间产生的潜在矛盾。
核武器可用性的争议并没有因战术核武器的产生而终止。1956年1月，杜勒斯批准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与美国安全战略的备忘录，指出随着苏联核技术的发展，美国国际战略可能会出现问题。目前国际上对核武器的反感情绪已经严重到可能会削弱美国作为同盟的价值，影响到“集体防务”观念，也让盟国的信任和能否使用海外基地成问题。尽管政府内部和盟国之间对核武器的真正威慑作用存在多种声音，军方却不断加紧武器装备研发的步骤，力图配合美国核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和“实战”的需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政策从制定到具体执行，始终存在不同部门的观念差异、利益纠葛，这不仅造成了政策思维和逻辑的混乱，也成为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核武器看法存在诸多矛盾的根源。这种局面最终导致美国政府不得不从长远角度重新讨论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美国政府内部对核武器长期政策的讨论
随着对核武器及中长期核政策的争论不断深入，“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5—1957年间的一个重要议题。1956年3月，按照国安会的要求，就“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这个问题专门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目的是考察美国国民在核时代对核武器、核战争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工作组在11月提交了最终的报告，总体上认为：在没有充分防备的情况下，如果对美国的核袭击导致的死亡预期超过5000万，公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将经受严重考验且会导致国家分裂。虽然政府做了很多信息公开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他们。政府需要制定“计划”改善民众的心理状态，比如加强民防建设。同时，还要考虑改变其他国家对核武器影响的认识，以在未来核大战中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性。
1956年7月，国务院内部文件着重分析了核武器在美国长期的政策设计中的作用。文件的最终基调是，美国应在保持最低报复能力的前提下，对常规力量予以更多的重视，同时大力发展洲际导弹技术。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正在反思和准备调整“大规模报复”战略，并向“有限战争”和“灵活反应”转变的思想雏形，而向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成为加快这一进程的有效手段。
1957年2月的国安会会议上，核战争又作为第一个议题被讨论。艾森豪威尔认为按照当前美国的军事规划，只在海外部署6个师的兵力是无法避免使用核武器的。对现有常规力量和国内民众认同不足的认识，让战略核武器“威慑力”的有效性成疑。而“有限战争”和战术核武器则可能是弥补这种不足的一种选择。6月，国务院内部要求在涉及核武器的军事规划过程中增加民事官员的参与。因为随着核武器破坏力的增加，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越来越依赖于美国人民对核战争的了解，民事机构和官员也需要对防务政策中的核武器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海外核部署作为一种政策选项被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军方和高层对“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关系的认知变化。从对1956年10月参联会成员发言和国会证词的整理中，我们能看出美国决策高层越来越意识到，局部战争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如果想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在局部”要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来震慑对手、阻止大战的爆发。在这方面，海外驻军、战术核武器的部署甚至在局部战争中的使用都是具体的威慑手段。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核政策的讨论和协调，特别是对核武器认知的变化，不断强化战术核武器在核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将权力的天平向军方倾斜，同时力图在政府内部、国会、民众和盟国的不同层次上推进“思想统一”，为核部署转变成一项清晰可见、切实可行的核政策做铺垫。
结 语
经历过大萧条、二战以及冷战初期的艾森豪威尔，他的安全观是复合的。而核武器在这其中似乎成为连接各种因素的中心环节。“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为艾森豪威尔在海外部署核武器提供了政策依托，而核武器和投放手段的发展又使部署有了技术支撑。事实上，技术变革与战略思维是彼此促进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核武器的争论及认知变化，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本人的价值取向、各部门的利益博弈，甚至美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海外核部署正是这复杂过程的一种结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技术看作能够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利益的事物，因此试图转变“核武器是危险且不道德的”认知。艾森豪威尔不断鼓动将核武器界定在“可以接受的使用”范围内。为此，他在任内致力于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积极鼓动和平利用原子能，甚至推动禁止核试验协议的达成；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核能力，并开启了大规模海外核部署之路。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关注核武器的战略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这更容易让艾森豪威尔接受核武器可用于实现战略意图、可以大力发展的观念，而将核武器的道德问题置于一旁。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