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
【摘要】现代口述史日渐兴起，并与记忆史发生联系。就研究史料而言，口述材料将为记忆史提供丰富的资料，且其本身即可成为记忆史研究对象。就研究路径而言，口述方法强调受访者与讲述内容的主体性，力图书写出个人生命史。受此影响，记忆史研究将强调“人的主体性”“回归人本”等思路，并在书写主体与书写对象两个层次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就研究领域而言，口述研究使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充，使之不再局限于记忆内容的探寻，而是关注记忆产生的语境。记忆史的求真意识恰如口述历史，虽有求真之谓，但不以求史事之真为研究终途，更强调为何有如此记忆，以及跨学科方法的使用。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探寻旨在强调口述而非记忆史。口述不仅对记忆史有方法论启示，也提供了一种体察史学的理念和视角。
一、史料：口述材料
口述并不与记忆史构成天然联系，“记忆成史”自有其学科发展路径与脉络。虽然在众多研究者视野中口述与记忆密切相关，但其中同样也有“建构”成分。口述与记忆的关系之间从自发到自觉，正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显露过程。口述与记忆史就本质而言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口述作为材料搜集之法在中外皆有传统。若就历史现象而言，自然形态的口述更为久远，不仅存在于史前社会，也存在于人类自古至今的生活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不少大型历史调查且影响甚大。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颇为自觉的口述史就已经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现。相较之下，大陆的口述史起步较晚，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过程均未涉及口述与记忆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口述在中国有着重实践而轻理论的发展倾向。实际上，诸多实例早已涉及记忆理论问题。
从记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在诞生之初并未将口述材料视为史料来源。记忆史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倾向。该时期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影响甚大，不仅对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记忆史理论的形成、方法的运用、史料的选取等方面皆具开创性。不过，记忆史的研究实践却较少使用口述材料。
口述材料对于记忆史与史学研究的意义不能混为一谈，尽管两者同为“史”学。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材料有两个层面的意蕴。其一，口述作为记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与其他记忆史料共同贡献于记忆史研究。其二，在口述材料被视为记忆史研究史料来源的前提下，其本身便是记忆的口头表达，甚至可以被视为记忆史的研究对象。口述材料不同于回忆录、日记等典型的记忆史料，后者尚属文献史料，而口述史料与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严格来说，口述史料要有录音、录像，使研究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中提取信息。口述材料背后的意义被格外强调。这涉及更深刻的问题。若要将口述材料本身作为个体研究对象，则需要密集口述才能服务于记忆史研究，需要多轮或多重口述才能回答记忆史研究的某些问题。这些均涉及影响记忆史研究的口述技术层面。显然，口述资料本身就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与象征性表达。
二、路径：口述方法
从本质上看，记忆史研究应强调记忆主体、载体、客体。而口述除为记忆史搜集材料外，还将提供方法启示。口述强调通过细致的“深描”式的田野考察，对底层社会记忆进行发掘。以往的历史书写大多强调精英，所留存的文字史料往往属于精英类的历史资料。其中虽然有诸多“日常生活史”，但主要是对文人活动的记载，普通社会百姓的思想、记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所以，当人们试图发掘社会底层的记忆时，口述就成了绝佳法门。
社会底层记忆的发掘不仅从内容上影响记忆史书写，还在深层次意义上具有路径转换的意义与价值。口述影响下的记忆史研究将强调“人的主体性”，这体现在历史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上。历史书写对象的转换背后体现出的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对普通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凸显。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与人物可能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和材料，而口述则有可能发掘出关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忆。在此意义上，陈墨提出了“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每个人有活着的价值、尊严，呈现活生生的生命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目的所在，也是记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许多学者强调“人民史”，试图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同时，还需要追问的是：研究主体能否也有所改变，人民的历史能否实现由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同书写。这正是口述史给记忆史书写带来的第二层意义的体现，即“个体生命史”的书写，这就要求历史工作者根据亲历者的回忆重新撰写历史。个体在口述其生命历程时，与回忆有密切关联。口述历史通过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梳理，将个体生命叙事转化为历史记忆叙事，体现出关怀个体命运和关注个体记忆状态的人文精神。
当我们言及“小人物”的口述史为记忆史研究提供“回归人本”的思路时，其实只谈到了记忆主体、记忆客体问题，除此之外，记忆载体也十分重要。社会底层民众并非今日才存在，但为何直到如今才被重视？最大原因或许还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底层有了发声的可能。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口述者，口述历史变得易记录、易存储、易传播，这就实现了记录者与口述者之间的身份调换。当然，对社会底层记忆的强调并非要让人们忽视精英口述记忆的重要性。对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因强调“自我”，往往显得较琐碎，有碎片化之嫌，虽有社会结构为背景，但也包含个人情感、情绪。精英的口述记忆强调宏大叙事，较易形成社会记忆，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因此，我们也可拓展记忆史研究领域，从纵深角度理解精英口述记忆。
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不仅将口述主体与对象作为重点，试图书写个人生命史，犹如一粒粒璀璨的珍珠，有其价值和特殊性。但如何将这些珍珠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则显得更重要。个体记忆并非完全独立的存在，它受社会结构影响，在叙述方式方面有集体的痕迹。此外，这些看似独立的个体记忆也可以被串联起来，形成群体性的共同记忆，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
三、领域：口述历史
口述进入历史视域之中，成为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后，一般被视为口述史或口述历史。不管是口述材料、口述方法，还是口述历史，皆有难以明晰的边界。当“口述成史”后，史学的求真问题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口述史的重要议题。口述史虽有方法与理论方面的创新，但却难以求真，甚至存在造假的可能。
“求真”固然重要，但在口述与记忆的视角下，即便是不真实的信息也应该被认真对待，甚至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谎言。“谎言”涉及各层面问题，多与记忆的相关特征有关。“谎言”被正确处理时，也有其学术价值。口述历史中有事实的真相，也有谎言背后的真相，应该追问谎言的背景、语境与产生机制。
记忆史的求真恰如口述历史，虽有求真之谓，但不应以求史事之真为研究之道，而是应该回答为何有此记忆。史学研究往往强调档案等一手史料，但档案的留存本身也有所选择。“真实”或许并非记忆史的最重要的议题，“建构”应成为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记忆中的“记忆”一词应该强调其动词属性，即社会依靠怎样的机制进行记忆。记忆史的研究应探寻记忆背后的因素，把握记忆的社会化过程。
口述研究使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充，使之不再局限于记忆内容的探寻，而是关注记忆背后的广大空间。从记忆史角度而言，口述者口述的历史本身即属于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也需要与其他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相互验证，以了解口述者是否存在重构史实的行为。当然，口述史研究不仅应注意“是什么”的问题，也应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口述者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叙述历史。换言之，口述史研究要揭示口述者重构史实的背后原因。如此，口述史能够带来两种“诠释视角”：其一是口述者本身对历史事件的诠释，其二是研究者对口述材料的诠释。这两种“诠释视角”对史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史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口述史研究而言，客观性来源于研究者对口述者所述的历史事实的尊重、认可，若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编造口述文本材料，则无法深入探讨“为什么”的问题。
口述史还能从最现实意义上保存社会记忆。口述历史本身即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是口述者表达自身记忆的一种方式，与社会记忆关系密切。总而言之，就个人记忆层面而言，口述者的回忆会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就社会记忆层面而言，口述历史保存的记忆，多是被社会“遗忘”的记忆，它能够丰富社会记忆，有助于研究者全方位观察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态度。
记忆往往受过去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影响，它既是过往经验在人脑中的留存，又是不同现实环境下对过往的重构。口述历史作为记忆的表达，自然也受到过去与现实的双重影响。口述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存在一个对自身记忆进行筛选、描述和建构的过程，故口述文本反映的是人们的各种情感和偏见。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产物，口述文本还体现着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因此，作为社会记忆遗存的口述材料有助于“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正是口述史在“记忆留存”上的价值和意义。
记忆史的研究者很早即关注到记忆史同口述史及传记的联系。口述史研究不仅能够为记忆史提供方法论启示，而且其本身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体察史学的新理念和新视角。从记忆史视域出发观察“口述”，能够扩大口述的内涵与外延。诸多学者指出，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后，表现出强大的实践本性，尤其在公共领域引起甚大的反响，且引发了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其中，甚至连媒体人也加入进来，但热闹的场景却反衬出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应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工作。口述的诸多特征符合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理应得到尊重。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将加强记忆史与口述史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实践，也具有理论预见。
摘自《理论月刊》2022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