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金，河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宋代人口数量较前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加之宋代政府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科举人数和教育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宋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社会对图书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人有条件满足这种不断提升的社会文化需求。图书消费需求与图书生产趋于协调，我国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图书出版市场就此形成。
一、宋代的人口与科举人口
中国人口在汉唐八百年中的大多数时候未能超过6000万。入宋以后，人口数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13世纪初，南宋、金、大理、西夏等的总人口达到1.4亿到1.5亿的规模。即便除去金、西夏、大理的人口，宋代人口较前代仍有较大规模增加。南宋理宗嘉定十六年（1207年）的户数为1550万，按五口之家计，人口接近8000万。而此时南宋疆域大致限于淮河以南地区，较之北宋已经大为缩小。虽然人口总数少于北宋，人口密度却有所增加。人口数量与密度的增加，显然会对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带来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最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众多的人口孕育了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为包括印刷、藏书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生产活动奠定了基础。
人口增加给一些地区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当然，更能激发宋人投身科举、走向仕途，从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动力，是宋代政府的崇文政策以及因此对隋唐科举制度的深入改革。这些改革使更多的贫寒子弟看到了以科举谋得出身的曙光，其结果就是科举活动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其影响渗透进了宋代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科举制度，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产业体系。
宋代科举规模扩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取士人数的增加。这一变化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诸科加上特奏名，总数超过了500人。从此以后，宋代各榜的取士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整个北宋时期，大多数年份科考的取士人数都达到了数百人。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有6万多人，加上特奏名，共取士12万多人。在12万及第者身后，还有更多赴省试未及第，甚至未取得省试资格的参与者。这是宋代庞大科举产业的重要支撑群体。宋代每次开科，参加省试的人常以万计。仁宗、神宗年间，曾控制各州解额，赴省人数多控制在数千人。南宋疆域面积大为缩小，加之战乱，高宗、孝宗年间，贡举人数也有所减少。此后，这一数字又有所增加。
而宋代科举三级试中参与者数量更多的则是发解试。宋代发解试取中率极低。宋初曾规定各地的解额为十中取二。但随着社会发展，各地参考人数不断增加，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比例。宋代各州人数、文化水平存在差异，参加发解试的人数并不相同，取解的人数和比例也大不相同。各地解额固有宽窄之分，但即便按照百人中取一人的比例，结合宋代各州的解额数，参考赴省试的人数，全国参加发解试的人数当有五十万人以上。
科举考试的直接参与者已经以数十万来计算，那么在各种官私学校读书、自学以及其他受到科举间接影响的人数则更为庞大。
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这种数量上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尤其是书籍带来重大的影响。
二、科举、教育消费与图书出版
数十万人的科举直接参与者与数百万的士人群体，给技术趋于成熟的宋代雕版印刷业带来了需求刺激，促进了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两宋从中央一级的学校国子监到地方官学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库、司，再到各种书院以及私塾、家学、书坊等官私学校，都将科举、教育有关书籍的刊刻作为出版重点。
国子监是宋代科举、教育用书的权威与主要出版机构，它依据科举考试的范围给各级学校提供标准教材。宋代士人群体庞大，社会上官私学校、个人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因此，监本书题材广泛，刻印量极大。宋朝曾强制性地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国子监刻本为依据。这种规定使国子监刻本成为士人读书学习的必需品。国子监也常将自己所刻书籍颁赐给各级学校或者出售。由于需求量大，一些书籍一次的印刷数量就会达到数百部。监本书颁赐、销售范围广泛，成为宋代科举考试用书出版的核心。围绕科举考试用书，其他有条件的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供应全国士人。
在科举教育用书的刊刻上，宋代书坊并未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与优势。这与宋代官方对书坊刻印科举教育用书方面的严格管理有一定关系。南宋亦然。对于书坊冒名雕印且有主张伪学嫌疑的书籍，南宋政府的处罚是十分严格的。虽然坊间出版科举用书是违法的，但出版活动却从未被彻底禁绝。这种由于社会需求而秘密流行的出版现象，更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变革对社会、对文化生产（特别是书籍）带来的巨大影响。
三、市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与书籍出版
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人口密度增加，地狭人稠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转向从事工商业，扩大了城市人口，改变了居民结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旨趣也改变了城市的文化形态。宋代的城市人口远超前代。
宋代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商业快速发展，商业化成为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需要更多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人员以及从事餐饮、娱乐、文化消遣等在内的服务业人员。这导致城市人口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隋唐五代到宋初，城市人口结构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下阶层人员的增多。重要的是，宋代中下层百姓并非都是目不识丁者。虽然宋代科举考试的录取率较之唐代大为增加，但是整个社会人口总量与读书人总数的增长则更为突出，读书人的总量大与科举录取率较低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这些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士人在科场失利之后，有些人选择再战科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断绝了科场之念，采用其他方式来谋生，不少人沦落为社会中下阶层。可以说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市民群体的壮大而直接造成的。他们既是市民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兼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知识资源和消费市场。坊市界限打破以后，这种城市环境和文化形态对文化产品——如书籍的生产和快速传播也有促进作用。市民阶层人口来源复杂，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文化消费的对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较为高雅的书籍自然是诸多人的需求；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也是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
宋代书商为了迎合市井小民的文化需求，在刊刻经史类书籍的同时，也大量刊刻有市井文化特点的书籍。从现存的宋本书以及历代目录的著录来看，这类书籍在宋代出版的内容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它打破了由于士大夫阶层的需要而以刊刻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为主的旧有出版传播格局，丰富了出版业的内容题材，给更多的群体提供了适合其文化水平的知识产品。这是市民文化兴起给宋代图书出版带来的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歌唱、表演、说唱等表演艺术种类众多。这些表演艺术形式除了公开演出之外，还有其文本形态的存在方式，即话本和剧本。这为宋代书坊在经史读物、诗词歌赋、教育用书之外，提供了丰富的出版题材。成为宋代图书出版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宋时期人口的迅速扩张，给宋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带来了诸多影响。数以亿计的人口为一个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宋朝政府的崇文政策以及对科举制度的变革，则将更多的人口纳入科举体系中，从而推动了宋代教育的普及，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这成为宋代图书市场形成的重要推力。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他们对出版业提出了基于自己文化水平和审美观念的产品需求。这种前所未有的庞大阅读市场使得传统的抄写方式无法满足社会对书籍的巨大需求，宋人开始普遍采用雕版印刷技术来大规模复制文献。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就此形成。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