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建华，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一、作为赋役问题的役田与义田
江南指长江下游以南区域的苏南浙北，尤以苏南地区为主。苦于征收过程中的“虚粮”问题，江南常州、苏州等府是集中设置役田的地方。常州无锡的华氏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望族。华氏甚苦虚粮，粮长难以掌握贫农及所卖他区土地，年年代为交纳赋税。事实上，华氏设置的役田分为两次，华察、华仲亨父子两代连续设置役田。无锡赋役的特点，在苏州府长洲县申时行、常州府无锡县顾宪成的论述中也得到证明。
无锡高赀著姓仕宦者子孙，被官府点名为长赋的粮长，中家以上大抵皆破，于是吴氏设置供税田产千八百余亩，岁入千石，以什七归乡之粮长助役，其什三以膳族人，是为义庄。吴氏既“溉于乡”，也“联其族”，助役田与义庄同时设立。
顾宪成不仅谈到华氏设置役田，还谈到吴氏的役田。又介绍说到华氏与高氏的役田。此外，还有苏州府太仓顾氏，常州府吴氏、华氏、高氏，苏州府顾氏为了所在区的赋役，均割田佐役，或曰济役。其中苏州府顾氏还“以百亩田续族食”，当是属于救济性质的。
役田的出现也是为了负担军役。所谓“军田”即是为了完成军役的田产，“军田”的设置与义田一样，是为了族人公共利益的义行。
义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设置役田同样的原因。无锡的著名东林党人士顾宪成、顾允成兄弟的宗族救济族人设置了义田与役田。
二、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
常州府武进人唐顺之在《华氏义田记》中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在唐顺之看来，应遵守《仪礼·丧服传》大宗收族的古道，即宗法制下的大宗可以统合宗族，族人间实行集体经济性质的互助：余财归之宗，不给资之宗。宗法及大宗之制废，才发明义田弥补宗族救济之不足。义田因系赀厚者赡族，故义田之制狭而偏，大宗之制均而溥。然而古今异势，义田可由有力者自为，宗法非“上之人”莫能为之。
虽然华氏义田仿照宋代范仲淹的义田而设，华氏受到唐顺之的高度评价，在于此举“能寓宗子法于其间”。可以说这是义庄与宗子法的结合。王樵也有类似唐顺之观点的表达。不过，王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对于义田不如宗法的观点，王世贞有所保留。他在《竦塘黄氏义田记》中提出宗法之废有其理由，在于食人者与食于人者都不能坚守自己的伦理。而义田则可以倡导这种伦理。因此，义田是使得社会公平而普遍的倡导之举。
自宋至明，不断有倡行义田者。宋明以来的设置义田行为，可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中找到源流。
三、范氏义田评论与实践
宋代儒家有一种入世苦行的精神，集中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上，而范仲淹是最先标榜这种“先觉”精神的人。具有这种改造社会理想的宋代儒家，特别重视移风
易俗，以修身齐家作为其政治实践。而治理宗族则被看成是齐家的行为。
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以官俸所得，在苏州长洲、吴县买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赡养宗族，置屋以贮藏、发放租米，号称义庄。还设有供族人居住的义宅和供族人学习的义学，可谓教养咸备。范氏义庄条规完善，为后世设置义田、义庄提供了典范。钱公辅还引用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称赞范仲淹亲爱亲人之举。
明代设置义田的士大夫，以范仲淹设置义田的行为为榜样加以效仿，认为范氏义庄的分配模式符合周代井田制均产均富的精神，尽管后世一般士大夫没有范仲淹位高禄厚，还是尽力而为设置义田，赡族救贫。常州府宜兴徐氏设置义田的事例较早且颇为典型。徐氏设置义庄带动了地方社会的仿效。还有一些地方宗族，虽慕徐溥义行，然于置义庄力犹不及的，则设宗族义仓。
嘉靖时华云龙仿照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受到唐顺之的高度评价。其实华氏义田此前在徐氏奏请义庄不久也向朝廷奏请并设立了。人们对于华氏义庄寄予厚望，认为华氏义庄可以广大范仲淹的精神，与范氏义庄并传于世。除常州府徐氏、华氏设置义庄的典型事例外，还有诸多明人尝试设置义田，士大夫赞扬这种行为。弘治、正德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张琦《义田说》中设置义田的高氏，就是模仿范仲淹。万历时浙江鄞县人沈一贯就苏州王氏设置义庄评论，称赞范氏义庄是前所未有的合族行为。官府对于设置义田视为追慕范仲淹的良风懿行。官府入册给帖，照例优免，予以保护与支持。
四、保护义田与役田
明代是义田明显多于前代的时期，政府为义田册籍钤印、立案存照、优免杂泛差徭。明代对于设置义田明确的政策，始于大学士徐溥设置义田事例。徐溥深知想要义田长存不败，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后来徐溥由直接奏请皇帝保护义田，即设置义田将义田管理“条约”上报官府审批，为防止邻佑与族人对于义田产生纠纷，将义田土地册上报户部钤印下发府县确认，以为凭据，以期“家法之永赖国法”。徐氏义庄规条在实践中多次调整，每次修订该族都呈县立案。继徐氏义田之后，华氏在弘治十四年（1504年）华氏义庄获得奏准。隆庆四年（1570年）应天府儒学训导华复初以故父南京刑部郎中华云义田上奏，下户部议覆，比照徐义庄事例施行。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南京礼部尚书姜宝所置义田，被户部比照徐氏义庄施行。万历初姜宝等又置义田千亩，请求国家立案给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刑部员外郎陆基忠有祖、父在家乡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所置义田一千余亩，请求皇帝依徐、华、姜三氏先例下户部将陆氏义田立户，号数册籍二本用印钤记，一留该县附卷，一付本族存照，享受优免和请官府禁治的事例，不许子孙变卖。得到户部及皇帝的同意。可见地方官也为义田设置者定立条规，以约束其族人。江苏松江府林姓宗族设置义田，也经过了府县官府的批准。官府批准设置义田后，还将其事载于地方志。浙江归安（今吴兴）茅氏义田，也“请郡县章以示永世”。时至明末，前面提到了的顾宪成所谈吴氏设置役田。吴长卿担心役田不能久远，请官府立规世守，受到巡抚的褒奖。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常州府吴氏、华氏、高氏，苏州府顾氏为了所在区的赋役，均割田佐役，或曰济役。役田的出现也是为了负担军役。浙江绍兴府山阴人刘宗周宗族集资而成祠田，设置“军田”，与义田同属为了族人公共利益的义行。宗族义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设置役田同样的原因。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救济族人。
值得注意的是，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宜兴徐氏设置义庄即该族宗族制度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合族。宜兴徐氏修祠堂、广坟山、置义田，义庄条约公布于祠堂，各项宗族建设之举连为一体。不仅如此，还设有义塾，可谓教养咸备。徐溥还筹划修谱。宜兴徐氏祠堂建设还经历了改建以符合礼制的过程，徐氏虽是宜兴大族，宗族制度建设是在明代才开始的。无锡华氏也是修祠堂与置义庄并举。文徵明在为华燠弟辉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概括了华氏的各项宗族建设措施。平湖陆氏的宗族建设更具综合性，该族有大小宗祠以及所属的族田、祭田，族田实为义田，还有学田、役田，通过“岁首会祭先祠”，教训子弟，推行教化。
总之，明代江南大族设置役田、义田，既与应对重赋虚粮的现实有关，也兼及救济族人，而专为救济族人所设义田及义庄，则受到范仲淹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影响，甚至作为宗族建设的措施，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部分。
摘自《南开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