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河东盐区是一个以盐为中心，人、日、水、风相互作用，并具有一定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能力的小型生态系统，建基于其上的则是以盐商、朝廷、地方官为主体的复杂社会网络。1757年的洪水灾害，将河东盐务运行中的诸多矛盾以极端的形式显现出来，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应对的失措、环境修复的无力、贸易结构的异动又导致这场盐务危机长期难以纾解，甚至出现蔓延态势。另外，灾变也促动了河东盐池生产技术的变化和盐课归丁改革的推进，河东盐务正是在自然与社会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危机与转机中艰难发展的。
河东盐是中国池盐的重要代表。进入清代，河东盐区已成为国家官盐的重要产地之一，所产食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诸州县。
一、客水为灾：1757年大水对盐池生产秩序的冲击
河东池盐的生产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禀赋。其中，日照是必不可少的成盐条件，南风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如果说对日照和南风的利用更多还是仰赖“天时”“地利”的话，那么对盐池水环境的开发和治理则体现了人在制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河东盐区，有一条河流纵贯盐池，因其“水深而泥性纯黑”，故名黑河。黑河中含有丰富的成盐物质，被当地称为“产盐之母”。人们往往将黑河水引入盐池，利用水气的蒸发，使成盐物质上泛，加速成盐。但由于盐池地势“底深岸高”，每遇大雨极易造成漫漶。对于河东池盐的生产而言，一方面需水、用水，另一方面又防水、恐水。河东盐池有赖于风、日、水等自然条件的相互配合，要使薰风和炎日更好地发挥作用，则须对水环境加以有效治理，实现水环境“不枯不潦”，从而既保证“产盐之母”迅速蒸发上泛，又防范“客水”的侵袭。从这个意义上看，治水实际上是盐池生产的中心环节。人们在盐池周边分筑堤堰，形成了城垣和渠堰格局。到乾隆时期，当地已修成堤堰22座，以李绰、雷鸣、黑龙、五龙、硝池、卓刀六堰最为紧要；渠道则以姚暹渠最为重要，承担着分洪、灌溉的双重作用。
综上，在河东地区，围绕盐的生产，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以盐池为中心的小型生态系统。一方面，人充分利用南风、黑河、日照的相互配合开展盐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通过兴修渠堰，防范和消减可能给盐业生产带来破坏的洪水灾害。正因如此，盐业越发展，就越需要维护人、水、风、日之间的精细平衡。但河东盐池本就处于山西洪水灾害的多发之地，这里出现洪水甚至大洪水的几率均较高。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国家在河东的盐引、盐课总体上较清初保持稳定并有所上升。但到乾隆二十二年，伴随着黑河被淹，数代人防范的客水终于给主水带来严重灾祸，日、风、水、人相互配合的盐池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建基于这种自然环境之上的区域社会，也在灾变中呈现出焦虑、恐慌、无措的疲态。
二、投认无人：灾变情境下的商民疲态
自然环境的灾变导致河东池盐的生产难以为继，但远在京城的乾隆帝并不了解河东盐所需的生态条件。早在乾隆十七年，盐政萨哈岱曾就当年河东地区五六月过于燥热、八月后阴雨连绵而导致成盐困难的情况做过奏报。但乾隆帝对河东盐区仰赖的自然条件不以为意，仅将成盐不力的责任归结于主管官员的怠政。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乾隆帝批准河东盐政的奏请，决定续增盐引十二万道，以期用经济利益刺激盐商，度过危机。但乾隆帝并未意识到盐池的基础生产秩序已遭破坏，盐商的生产和贩运能力也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强大。
顺治时期，清廷对河东食盐的生产就采取了“畦归商种”的办法，其意在通过“官督商办”的方式使朝廷和商人在河东盐务中获利。事实表明，由于“河东所辖，大率荒僻”，加之山路崎岖，转运艰难，河东盐商往往“商小力微”，特别是在贩运池盐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开销，“于是赊骗诓逃，百弊丛生”。但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水灾发生后，乾隆帝对这一问题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仍希望倚重盐商来缓解危机。这一办法想必并未奏效。当然，河东当地的盐商也希望尽快恢复生产，而身处盐池的人十分清楚，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修复遭到破坏的盐池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出资疏浚黑河，修饬渠堰。乾隆二十二年末，商人的诉求通过河东盐政那俊的奏报上达天听，不但没有引起乾隆帝的重视，反而遭其明确拒绝。一面是减免课税、减轻商人负担的接连举措，一面则是对商人修复盐池环境要求的漠然视之。减免课税，自然是国家常用的赈恤手段，可以接连使用；而对于修筑渠堰这样更加现实和紧迫的事情，乾隆帝却怀有戒备心理和抵触情绪，认为不能运用朝廷的财力去振兴盐商的私业。这种态度显然会延宕盐池生态恢复的进程，而其造成的后果，亦令地方当局作难。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盐政萨哈岱奏请“借帑大修”，向乾隆帝详细介绍了河东盐池的自然地理条件，请求挑浚黑河、修缮姚暹渠、疏浚涑水河，修复盐池。我们无法确定乾隆帝是否已经对造成河东盐务困境的生态因素有了更深的体认，但此次萨哈岱终于得到了“得旨允行”的答复。然而，河东盐区无时无刻不受制于自然界的晴雨变化，萨哈岱言之凿凿的修复工程终因“秋雨积水未消”而被迫中止，盐池的环境修复再次陷入停顿。由于生态的破坏、生产的停滞与经济利益的丧失，朝廷、地方官员与盐商无不陷入焦虑和窘迫的境地中，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而各方围绕“盐利”展开的层层博弈与争斗，最终却难以迅速聚焦于对盐池生产秩序的修复之上，也就无法打开生态破坏的死结，河东的盐务危机也就未能得到有效纾解。在这样的困境下，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盐池转向口外，希望借助外部资源找到化解危机的办法。
三、口内口外：口盐行销内地与盐务危机的形成
水灾刚刚发生时，河东官民还希望仿照前述康熙年间旧例，开放“六小池”缓解危机。乾隆二十三年，盐政西宁援引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例，开放六小池，并加以修饬。但六年后，新任河东盐政李质颖却指出，乾隆二十二年大水后，当地虽也照例开放“六小池”，但“收盐甚少，实属无益”。鉴于河东盐不敷配运、商力疲敝、民众乏食的困局，朝廷与地方都开始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口外的吉兰泰池盐。
吉兰泰池盐，即蒙古盐，亦称口盐，在山西境内行销已久。当然，在河东盐区，口盐贩运依然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在严重灾情面前，河东地方官员很快想到了利用口盐进行调剂的对策。乾隆帝准许了这一请求，但明确表示“无限则不可”。此后，乾隆帝的态度又有所松动。然而，随着河东盐区生产情况长期不见好转，地方的口盐需求与日俱增。次年九月，河东盐政西宁称：“河东盐池，夏秋阴雨，不能浇晒。所收新盐，不敷山、陕配运，专俟蒙古盐补拨。”乾隆帝闻奏后，态度又从上年的松动转为焦急。
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河东盐池自身的环境修复也开始缓慢进行。为了保护盐区既得利益，此时的地方官与之前恳切希望口盐进入一样，急切地请求朝廷禁止口盐在河东盐区私售。口盐私贩活动客观上已难以禁绝。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更是已经形成“口盐增一行引之地，池盐即少一轮换之商”的严峻局面。口内口外的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河东盐区生态恶化引发生产困难、盐商疲敝而起，而生产不旺又导致河东盐务危机长期不得根本缓解，大量口盐的借机私售更改变了河东盐区以往的经销格局，给盐区生态修复和生产恢复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足见自然环境变动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四、灾变与危机中的河东盐务变革
在这样的形势下，河东池盐的生产技术开始发生调整。疏浚黑河一直是河东官民念兹在兹的问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治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次年，工程动工，历经一年完工。但由于此时距乾隆二十二年水灾已二十年，技术改革成效有限，商力疲乏也就无从得到根本改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山西巡抚冯光熊在奏折中重申“商力积疲”之困，提出“盐课归丁”的主张。他认为，这项改革是“一劳永逸之计”。当年八月，乾隆帝正式改变“畦归商种”之法，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课、杂项“在三省引盐完课纳税之一百七十二厅州县地丁项下，通计均摊”。次年，此项改革正式在河东盐区推行。
有学者认为，这项改革推动了自由竞争，降低了盐价，减轻了朝廷对商民的额外盘剥。但事实上，改革的推进反而引起河东盐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嘉庆九年（1804年），嘉庆帝指出，由于盐课归丁改革，官方缉私权力被削弱，听任民间贩运扩大了蒙古盐的行销范围，进而挤压了两淮官盐的交易空间。同时，盐课归丁加剧了河东地区的社会分化，故嘉庆帝转而尝试恢复“畦归商种”旧制，打击口盐走私，使河东盐务“按旧照章”运行。然而，从嘉庆帝的忧虑和怀疑中来看，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灾变的河东盐池，恐怕也如同其“产盐之母”黑河一样，难复旧观。
河东盐区是一个以盐为中心，人、日、水、风相互作用，并具有一定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能力的生态系统，建基于其上的则是以盐商、朝廷、地方官为主体的复杂社会网络。河东盐务危机肇源于洪水灾害引发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的池盐生产滞碍将河东盐务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以极端形式显现出来，把河东社会带入到紧张、焦虑、疲弱的状态中，各方力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失措与彷徨、误会与短视以及对环境修复的忽视与迟滞酿成了这场延宕多时、并几乎无法可解的盐务危机中。同时，人们在生态危机中的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应对行动反过来又作用于生态系统。灾变带来了盐务危机，也促动了河东的盐务在行销结构、生产技术、课税管理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动最终又影响着河东盐区的环境修复，使河东池盐的自然环境和生产能力终究难以恢复到灾前状态，河东盐务正是在自然与社会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危机与转机中艰难发展的。
摘自《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