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尊志，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一、神人崇拜慕升仙
神人或仙人的形象、活动及对其的崇拜是神仙思想的核心。汉代，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神人或仙人大量涌现并为社会人群普遍接受和崇拜。这一方面体现出人们对未知天界的想象及由此产生的朴素崇拜与信奉敬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仙界的向往与渴望。神人、仙人形象及沟通天人的内容在墓室装饰及帛画等方面多有体现，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出时人对神人的崇拜。
考古资料反映的神人或仙人形象较多，多角度体现出仙界的美好，这是神人崇拜在汉代普遍流行的原因之一。羽人、西王母与东王公、伏羲与女娲是考古资料中最为常见的神人形象。考古资料体现的神人形象还有很多，炎帝、黄帝、神农、仓颉等在汉代已作为神仙存在，传说中的后羿、嫦娥及牛郎、织女已经被神化；风雨雷电是自然现象，但被赋予神性，各有神灵，即雷公、风神、云神、雨师；其他还有天帝、高禖、鱼伯、河伯及渐被神化成仙人的老子、扁鹊、李少君及传说中的赤松子、师门、崔文子、宁封子、偓佺等仙人。另有一些动物首人身的神人，还有其他神人。
汉代人通过崇拜神仙，表达自身诉求，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希望神人能够送来吉祥，给现有生活带来祥瑞和幸福，让生活变好或更趋美好，同时还可祛病长生。二是希望能够升天成仙，变作神人并与神人为伍，且可长生不死，逍遥仙界，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
二、崇祭日月河山神
汉代，人们既对自然之物存在诸多依赖，又对自然界有着较多的未知与未解，促进了对于自然神的崇拜，并按照自身需求，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祭祀，进而成为社会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月为大地照明，太阳给人间带来无穷热量的同时又形成四季的轮换，月亮在黑夜出现，却又有阴晴圆缺，使得日月在人们心中充满神秘感。日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密切的关联，崇日拜月的风俗早已形成，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内容。汉代装饰或图案中，日、月出现频率较高，这是崇日拜月风俗较为突出的体现。这时的日月图案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圆形，而是加入崇拜思想的具体物化内容，太阳为圆轮之中一三足乌，月亮是圆轮中一蟾蜍或玉兔，既充满神化色彩，也是追求美好、祈求吉祥的体现。汉代，日神与月神已得到逐渐普及，就形象而言，日神和月神大多为凤鸟状、人面、戴冠或梳髻，双翼张开，腹部的圆形内配以日月的象征性动物，下为较长的尾翼。
对于日月的崇拜，还推动了其他内容的发展。人们将自然物、社会生活、思想追求与神话故事联系起来，使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继续发展演化。河流、山川与社会及家庭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这应是崇祭河神与山神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汉代画像中常有河伯出行的题材，一般是多鱼拉仙车，河伯在车上逍遥而行，体现出对河神的崇拜。较多的河伯出行或出游图表明，河伯这一神人及其形象已深入人心，并作为当时人们崇祭的对象形成相应的风俗内容。汉代，山神也在当时人心目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除河神、山神外，汉代也有一些土地神，大致来看，对于山神、河神及其土地神等的崇祭，在汉代或许已渐演变成相应的风俗和观念。
三、祭灶敬仓祀家物
汉代崇神拜物之风十分盛行，较多家用之物也被列入祭祀范畴，并在社会中形成了特定的风俗，最具代表性的为祭灶和敬仓风俗。灶在汉代已得到普遍使用，几乎所有的家庭都砌建有灶，体现出灶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人们对灶的敬重。在沿袭前代崇祭灶神的基础上，汉代祭灶风俗更盛。有些灶将灶神置于挡火墙上或是火门附近，突出其形象，并与社会推崇的孝道及其他内容相结合，使得祭灶风俗的内涵得以不断拓展。文献对汉代的灶神及祭灶活动多有记载。
灶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关系密切，并具有寓意吉祥的功能，这是推动崇祭灶神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而灶还是祭祀灶神时的物质载体。大概在西汉武帝时期及之后，崇信灶神及祭灶活动开始流行，而该时期全国范围内墓葬中亦开始普遍陪葬陶灶，二者基本可以对应。西汉中期及之后，很多明器陶灶的纹饰逐渐增加了与庖厨相关的内容，灶神也可能在模型陶灶上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有灶神内容的陶灶分布地域增多并逐渐普及至全国。西安地区东汉墓出土前端模印类似但又存在相应差别图案的陶灶还有很多，所属墓葬等级不完全相同，一方面说明类似装饰及祭灶风俗在这一地区的普及，另一方面反映出该民间风俗并没有被官方统一化和典型化。可以说，灶神与灶关系密切，既可能是单独女性，也可能是夫妻二人，似乎表明，当时灶神以何种形式出现并未定型。灶神与当时的家庭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再考虑到家庭中从事庖厨的多为女性，女性在当时灶神崇拜中当是不可缺少的角色，男性与女性共同出现，可能与家庭观念增强等因素有关，进而体现出家庭形式的崇拜。与图案人物相搭配的器具、食物或其他内容，一方面可间接证明模印人物为灶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希望饮食丰足的美好愿望。崇祭灶神和祭灶的风俗还可能与推崇孝道有关。
古时有稷神，汉代，传统农业根植于社会，稷神地位不可小觑，而因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对粮食需求的旺盛，加之社会思想等的综合影响，仓储及敬仓风俗得到发展。农业种植业的多方位发展，对粮食及种籽的存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仓已成为这一时期最常用的粮食存储设施，这样既可保证粮食的存放安全，又可服务于食用、留种和来年的耕种等。墓葬中出土作为模型明器的陶仓较为普遍。仓作为与百姓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也被赋予了吉祥或仙界设施的含义，体现出汉代对仓的崇敬，抑或这时也有仓神的崇拜，并形成社会风俗的内容之一。汉代还有一种社会活动或风俗与仓有关，即养老。当一些人年龄较大时，政府尤其是地方机构会在特定日期分发粮食，这是汉代养老、敬老的内容之一，而且很可能已成为风俗内容之一。
汉代的家用之物十分丰富，起到保证生活需求、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活质量等的作用，加之社会思想等因素的促进和影响，使得较多家用之物也成为汉代社会或家庭的祭祀对象，除祭灶和敬仓外，汉代祭祀的家用之物及对应风俗还有较多，相关内容见于文献之中。可以看出，汉代家庭中的常用之物多被视作祭祀对象，相关祭拜活动也因此形成社会风俗，并流行于较多家庭中。
四、求吉辟邪驱打鬼
汉代的很多物质内容都渗透着吉祥的内容，而且很多是物与图案的搭配。吉祥文字的使用十分普遍，器物、建筑材料、墓外石刻等均有体现。
辟邪以求吉祥在汉代较为普遍。以门为例，作为内外相通的设施，房屋由门分屋内屋外，庭院由门分院内院外，在吉祥思想的影响下，通过门来纳祥进吉是普遍存在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及不可解释或解释的不全面性，鬼怪观念较为流行，认为有游魂野鬼或厉鬼的存在，会对正常生活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所以希望通过门这一设施，多进祥瑞并将鬼邪挡在门外。大门装饰的兽面铺首衔环即具有辟邪功能，但铺首衔环也许不能完全达到驱鬼辟邪要求，以门神驱鬼辟邪由此成为与门关系密切的社会风俗与观念。
由记载可知，汉代在腊月除夕等节日应有立大桃人以驱鬼辟凶邪的风俗，这与桃木一直被认为有驱鬼辟邪的功能有关；另外就是在相应节日于门户上画（挂）门神或虎的习俗，与之相配的是悬苇索等。
除驱鬼的风俗外，汉代还有打鬼的风俗，方相氏即是汉代画像与壁画中常见的打鬼神。
综上，以崇拜祭祀和求吉驱恶为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的社会风俗和观念在汉代普遍流行并获得了较大发展，考古资料可提供诸多的实证。这些社会风俗不仅对汉代社会有着重要影响，跨越二千年，一些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通过考古资料考察汉代的相关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不仅可对汉文化的内容、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为研究汉代社会及其风俗观念等提供参考，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在。
摘自《南开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