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华，中山大学哲学系。
【摘要】乾隆元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分别下诏举行博学鸿词与保举经学，选拔经明行修之士。在科举改革和殿试策论中，乾隆帝亦不遗余力地提倡经史实学。其原因在于乾隆帝不仅认为经史之学有助于端士风、正民风，良关世道人心，且认为经术事关治术，通经明史可以致用，此外还可以借此展现自己的稽古右文之治。乾隆朝一系列的抡才举措使得一大批考据学者脱颖而出，此在乾隆十七年、十九年科举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些学者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使得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乾隆朝的文教政策，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认识。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一、科举之外的举措：乾隆朝博学鸿词、保举经学与经史实学之风
清初，为了缓和满汉矛盾，笼络汉族士人，清廷于科举之外，分别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元年（1736年）三开博学鸿词，除雍正朝因应者寥寥不果外，“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后世分别称之为“己未词科”和“丙辰词科”。抛开政治效用，仅就学术层面来讲，无论己未词科还是丙辰词科，一批热衷功名的汉族文士及学者因此被清廷所延纳。
康熙、乾隆两朝的博学鸿词名虽同，然而时迁世易，其具体情势已大为不同。不唯政治效用及应试者心态不同，其实两场博学鸿词的考试程序、内容亦不相同，反映出康、乾两朝词科不同的取士倾向。康熙朝博学鸿词科注重文藻瑰丽、文辞卓越，因此仅试以诗赋。较康熙朝词科，乾隆朝词科在诗赋的基础上增加策论，更为重视经史实学，精通经史之学者在乾隆朝词科考试中占据优势。乾隆朝博学鸿词注重经史实学，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乾隆帝继其父雍正开博学鸿词敦崇实学、稽古右文之志。雍正十一年曾举博学鸿词，后虽不果，但其立意甚为明白，即敦崇实学，诗赋、经史并重，以示稽古右文之意。其二，与御史吴元安开博学鸿词陈奏直接相关。吴氏生平学行，相关文献无多，此疏是因自己学术立场而陈，抑或领会上意而奏，均不得而知，然其主旨甚为明白。
康熙朝与乾隆朝虽两开博学鸿词，但因时代不同，政治环境各异，因此程式及效用差别明显。康熙朝词科较重诗赋文辞，选中朱彝尊、毛奇龄等擅长经史考据者仍属无心插柳之举。然此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确实影响甚巨，是为乾嘉考据学的先驱，为乾嘉诸老所称道。乾隆朝的博学鸿词是乾隆帝提倡经史实学的重要举措和表征。
乾隆朝的“经学保举”是乾隆朝词科的继续，其目的亦甚为明确。清承明制，科举考试，尤重《四书》文，因此清初至乾隆朝初期，庙堂之上，翰林词苑之中，或多为理学之士，或善诗文辞赋者，而鲜通经之士。乾隆帝推行经学保举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士人或因功名而汲汲于制艺，或为邀圣宠而致力于辞章，鲜有博通经术者，乾隆帝对此颇为不满；二是乾隆帝认为经术事关治术，良关世道人心，因此着意经学，试图以其抡才。
其实乾隆帝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有端倪。除上述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取士注重经史实学，乾隆三年，乾隆帝训导士子留心经学，命各省学官广泛印刻康熙朝御纂经义诸书，以备士子学习之用，以达“明道经世”之目的。乾隆帝早已对科举士人汲汲于帖括时文而无真才实学、言行不一深表不满，其论调与举行经学保举的原因大体无二。可以说，十四年的经学保举是乾隆帝此种认识的继续和发酵，并由学校文教改革而扩展至选举抡才实践。
乾隆朝“经举”本是高宗创举，其选录程序、标准皆无故事可循，内外臣工对此多持观望态度，因而历经三年始告完成。此外，乾隆朝国子监的改革也体现了乾隆帝敦崇实学、倡导经学之意，且与此次经学保举相关。乾隆二年，时任刑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孙嘉淦向乾隆进言，改革国子监，严立课程，勤其考校，设经义、治事二条。
保举经学的同时，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颁赐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可以说，高宗提倡经史实学，表彰经史之士不遗余力。
二、乾隆朝科举与经史实学之风
如果说“博学鸿词”“经学保举”是乾隆帝在科举制度之外招揽经学之士的非常规举措，那么乾隆朝科举试策则是他提倡经史实学的主要途径，一大批经史通明之士通过科举取得高位。
清代科举大体沿袭明制，然而亦多有损益，其程式及内容的改革体现了清廷文化政策的转向。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至乾隆二十年，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为《四书》《五经》，分别作文三篇和四篇；第二场为论、诏诰、表、判；第三场为经史时务策。自明代以来，科举考试中虽并试《四书》《五经》，然而《五经》却素不为士子所重，如何平衡《四书》《五经》的位置，一直是清代科举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顺治二年清廷举行第一次科举就实行“五经中式”之制，以扭转、平衡士子偏重《四书》、不重《五经》的风气。无奈“五经中式”在具体实践中弊端丛生，并不能有效选拔经史实学之士，因此在乾隆朝遭废除。如何处理《四书》《五经》在科举中的位置仍是乾隆朝科举改革的重头戏。因此，乾隆二十一年废除第二场论、表、判、策，将《五经》文置于第二场，此亦体现乾隆帝提倡经学之意。此后形成首场《四书》文、二场《五经》文，三场时务策的基本格局。并且为一改清初以来《五经》文专经中试的弊端，乾隆六十年科举开始，轮试《五经》，使得士子不能投机取巧而只钻营一经，须博通《五经》。可以说乾隆朝的科举改革鲜明地体现了乾隆帝重视经史实学之意。
科举最后一场为殿试，内容为时务策，由皇帝出题亲试，最能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雍正朝举行正恩科会试凡5次，殿试策论未有涉及经史之学。至乾隆朝，在殿试考试中，经史论题明显增多，此亦与乾隆帝素重经史实学密切相关。
从时间看，乾隆帝在科举中始倡经史之学当为乾隆十年科举殿试策论，这些策题不仅是经学史、学术史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乾嘉考据学者津津乐道并皓首穷经所要着意解决的学术问题。由此，乾嘉经史考据学与乾隆朝科举之关系明白可见。纵观乾隆朝科举殿试所出试题，皆是有为而发，均与乾隆朝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无论是边防、财赋、农桑、河工，还是吏治、文教，都是乾隆帝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边防、财赋等，文教似乎不那么紧要，而事实却非如此。乾隆帝如此积极提倡经史之学，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倡经史实学，以杜浮华，正士风、民风。明末清初，出于反思明亡之教训，一批遗民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塨、颜元等，或倡经世之学，或重躬行实践，一改晚明疏陋、浮华之习。但康熙中叶以来，政治上，清廷在全国的统治渐趋稳固；文教上，由于顾、黄等大师渐次凋零，清廷以八股制艺取士，因而时人多汲汲于科举帖括及辞章诗赋，学术又渐趋空疏。在他看来，“经术”为端风尚、正人心的有效手段。乾隆举行“经学保举”，其原因之一即是为此。第二，经术事关治术，通经以致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经术缘饰吏治，因此经学素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亦是如此。无论是顺治朝推行，后成定制的科举、经筵讲学，还是康熙朝提倡朱子学，开博学鸿词，其原因均在于统治者认为文教事关政教，于治国理政、保境安民效用匪浅。乾隆帝显然受此观念影响甚深，认为经术在于实用，事关安邦保民。第三，标榜稽古右文之治。乾隆帝为政处处效法其祖康熙帝，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明君圣主形象，其中表彰经史之学，展现稽古右文之治，为其重要手段。
三、乾隆朝科举中的考据学者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康熙中叶以来，清廷出于治术的需要，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与元、明一样，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功令的钦定教材，一时朝堂之上，理学之士如熊赐履、陆陇其、李光地等皆因朱子学而登高位。至乾隆朝，经乾隆帝的大力提倡，一批学者通过科举仕途而跻身翰林，因此在生活上可以无忧，进而从容地悠游圣域，研经探史。他们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
对此，钱穆曾言：“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主张于庙堂”即指统治者之提倡，“鼓吹于鸿博”则指朱彝尊、毛奇龄、杭世骏、齐召南等以博学鸿词进升者，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则当指乾隆十七年、十九年以科举而入翰林的钱大昕、朱筠等人。这批乾隆十七年、十九年出身的以经史考证名世的学者，他们倡导经史考证之风，以奖掖后学、振兴文教为己任，使得乾嘉考据学得以在士林中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一代学风。而乾嘉名儒戴震、汪中二人的学术经历最能说明问题。
科举制自隋代创建以来，至清代已经沿用一千余年，虽说弊端明显，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和较为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故而仍以之为抡才的首选。至乾隆时期，清初的满汉隔阂逐渐消弭，社会也相对安定。在科举时代，科举无疑是儒家士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改善自身阶层与处境的一种有效方式，乾嘉考据学者亦不例外。其中虽有不少是自幼爱好经史、追求学术真理的学者，即“为学术而学术”者，但金榜题名、学以致用仍是大多数士人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陈寅恪论清代经学与史学之发展情势时，一方面承认清代的文字狱使得时人埋首考据，一方面又认为“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就乾隆朝制科、科举与考据学兴起的关系看，陈先生之论可谓颇中肯綮。清廷在以博学鸿词及经学保举等特科、科举等抡才时，以“经史实学”“根柢之学”鼓动学风，因而一批优异的学者得以通过科举仕途而成名。他们入仕后，或入翰林，或督学一方，互相切磋琢磨，共同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他们成功的经验在当时及后世亦有很大的榜样作用，乾、嘉两朝，擅长经史考据之学并且进士出身的学者均为清代之最，与此密不可分。他们当中有不少还久任疆臣，如阮元、毕沅、谢启昆等既是学者又久居封疆，提倡经史考据，网罗人才不遗余力，使得乾嘉考据之风流衍于全国各地。因此，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恐怕有待重新审视。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