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鹏，清华大学历史系。
【摘要】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月亮逐渐从传统的神秘存在转换为天文学意义上的“月球”。在近代中国，对于月球的探寻从来没有停息过。自1920年代始，在华英文报刊开始对美国等国家研究火箭进行报道，现代的火箭旅月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文报刊上关于乘坐火箭旅月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对于火箭探月的过程、困难等都有了新的认知。近代中国人虽然只是探月知识的接受者、火箭实验的旁观者，但相关知识的获取与认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历程，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意义。
一、自西徂东：火箭旅月实验知识的在华初步传播
1905年正月，皮锡瑞在日记中记下自己读凡尔纳小说《月界旅行》的感想。彼时人类的探月仍是空想，关于如何实现月界旅行，国人尚未觅得良法。1919年《学生杂志》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游月球”的文章，作者指出：登月的工具，一是飞机，二是大炮，三是爆仗。不过无论哪一办法，都很难成功。一位读者的来信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从这一讨论可见，在五四以后科学知识流行之际，登月原理因其属于“科学”故可被接受，但在一般人看来，以飞机、大炮或爆仗等工具旅月，仍属难事。
与此同时，20世纪10年代以后，美国克拉克大学的罗伯特·戈达德持续开展他的火箭实验。火箭旅月问题在华引起讨论，还要到1919年后。1919年《益世报》曾报道法国科学家制造钢铁飞行机“以探视月球”的新闻。同年，美国在华英文报刊《大陆报》报道了戈达德进行火箭实验一事，指出火箭可以作为星际旅行的工具。当时美国本土的许多媒体虽然对戈达德的实验感兴趣，但也大都认为这还是不可能实现之事。《大陆报》和美国本土媒体的态度很相似，《上海新报》也如是报道了相关新闻。在1920年的外国人看来，月球旅行尚不具有太大可行性，但至少人们已经开始积极地用科学知识对此加以论证。受在华英文报刊的影响，《时报》《东方杂志》等中文媒体也在1920年跟进了报道。戈达德的火箭实验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奥伯特则希望制造一个巨大火箭以完成旅月计划，奥地利亦有科学家开展“邮箭机”的实验，这些科学进展都被介绍到了中国。但不论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关于火箭旅月，仍停留在理论之上。
1928年，法国学者裴泰利在他的新书《穹苍界之火箭探访与星际交通之将来》中得出结论：到达月球火箭的飞行高度应达于24万英里。虽然这在机器制造和人类生理上皆有问题，但终归有实现的可能。裴氏的观点很快被《字林西报》和《东方杂志》介绍到中国。中国天文学会在1928年该会的《会报》中也介绍了裴泰利的研究。此种科学家的理论支撑和探索努力，无疑增进了中国人对于火箭旅月的认知和期待。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外火箭理论的发展和实验的纷纷展开，中国人对于火箭实验也有了自己的兴趣，除了介绍西方科学家的旅月理论外，一些国人更自觉阐述其有关构想。经受现代科学感召和洗礼的中国人，倾向于将“火箭登月”视为一种符合科学原理的“理想”来看待和期待，而不愿将其视为永难实现的梦想。对于火箭登月，一位《申报》上的作者，同样表达了一种科学主义的乐观热忱，其致思方式和内在逻辑，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地月交通：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火箭旅月讨论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早期，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对于火箭旅月实验尚抱以冷漠和嘲笑，那么进入30年代后，人们对此的热情显然更多了。此时嘲讽火箭者反被讥为是“所见甚浅”的“井底之蛙”。赫尔曼·奥伯特和戈达德等人的火箭登月计划，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到1931年，火箭快速运载的可能性问题在多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字林西报》报道了美国行星间协会副主席爱德华·彭德雷的有关访谈。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世人开始相信火箭旅月可行的时代，那么30年代以后，就是去设法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的年代。针对登月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建议文字，在中国的科学界及社会上都不难见到。越来越多的实验开展起来，即便不甚成功，也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月球旅行的信心。不过，火箭实验不仅需要人们的信心，也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据《大陆报》报道，科学家预计月球之旅将花费十亿美元的资金，火箭到达月球并且安全回到地球，将需要20000吨燃料。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月球旅行实验的报道越来越多，讨论也变得愈加热烈。美、德、法等国科学家制造火箭的新闻更是屡见报端，在国内造成一种世界各国均在研究火箭的热闹氛围。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方和西方对于火箭的热情都渐趋高涨。在中国，借由英文和中文报刊的推动，与火箭旅月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地登载出来。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关于月球旅行存在的人类生理、火箭动力、火箭降落等问题的知识。30年代，大量中文报刊对火箭旅月进行了报道，而诸如《闲话星空》《航空概要》等科普著作，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火箭旅月的认知。这一时期媒体上的讨论，也使得人们普遍认识到月球旅行的种种问题所在。随着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中国人更跃跃欲试，通过报刊等为火箭研发建言献策。不过，随着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的开始，国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受到影响。
三、无奈的旁观者：“二战”前后的技术发展与国人观察
至40年代，经过二十多年的普及，火箭探月在中国业已成为科学常识。国人对于火箭奔月的限制和阻碍了解得更为清晰。随着技术进步，人们对于火箭旅月的信心也大大增强。
40年代之初，世界尚在“二战”之中。这时仍有中国人依据科技知识表达了对于火箭旅月的疑虑。此时火箭技术尚未成熟，引起一些质疑自然在所难免。但对旅月怀有信心的人渐多，而旅月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影响到此时国人对于月球旅行的想象。在国人的旅月故事写作中，已经将科学与神话糅合在一起。194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中学读物《最近之新发明》，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火箭与月球旅行之关系，也明确地说出了火箭技术所遇到的难点。但这不影响他对于火箭技术发展的信心。“未来”并不遥远。“二战”结束后，人类的火箭旅月之梦，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20世纪40年代火箭技术的发展得益于战争的促进，也受原子能、雷达等技术进步的影响。这都与“二战”密切相关。首先，1942年德国研发了弹道导弹“V－2”，并发射成功。其次，“二战”期间原子能的发展更突飞猛进。最后，雷达也在“二战”中取得重要的技术突破。这三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使得火箭运载航空器的研发在二战时期和战后再次为世人瞩目。1946年，美国陆军通信部队科学家屡次完成以雷达射入月球之试验。科技进步使人看到了与月球联通的可能性，《大公报》对此刊文，《申报》则翻译了外国科学家的文章。新中国早期航天事业专家黄玉珩在1946年参与了战后接收日本在台雷达网络的行动，他也敏锐地意识到雷达对于航天事业的重要性。原子能的发展，同样为国人注目。
“二战”结束，人们开始意识到火箭技术已经发生了重大革新，时人也从“武器”之外的角度去思考这一技术进步对于星际旅行的意义。
实现月球旅行的关键在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吴忠葵翻译了《火箭学》一书，其中阐述了火箭与星球旅行的相关问题。1947年李林译《月球旅行》一书也提到有科学家计划射火箭到月球上。“月球旅行”似乎快要成为事实，然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人而言，虽“抗战”已告结束，但中国的火箭事业却没有像美国、苏联等一样获得发展。中国的科学界与国防界并不是没有看到航空航天的重要性。抗战尚未结束之际，就有科普作者撰文批评当时中国航空事业的落后。
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月亮逐渐从传统神秘的自然和意象存在，转换为一个可以探研的实体“月球”。20世纪20年代，在华英文报刊开始对美国等国家开展火箭登月实验进行报道，现代的火箭旅月知识随之不断传入中国，此后二十多年里，中文报刊上关于乘坐火箭旅月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对于火箭旅月的过程、困难等都有了新的想像和认知。这时的登月旅行虽仍限于想象，但已不再是毫无根据和实现可能的梦幻，而逐渐成为可以实验、甚至即将实现的科学理想。有关的话语也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科学知识或至少是追求科学的新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人虽然还只能作这些知识的接受者和火箭实验的旁观者，但有关的知识获取与认同历程，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全然可无，它们逐渐改变着人们对于月球、乃至宇宙的认知。
摘自《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