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20世纪初年，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无政府主义的传入，现代意义的阶级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表示等级身份的阶级概念相互渗透，由此产生了同盟会诸人与梁启超围绕如何看待“地主—佃农”、“资本家—劳动者”关系的争论，也出现了对阶级再生产、职业与阶级的关系的最早探讨和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废灭论。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举国对官僚、军阀统治的不满，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造成的民族危机，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使得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形成共情，打倒列强、消灭军阀官僚成为革命的共同目标。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的阶级认知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阶段，为此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进一步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
一、《共产党宣言》和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及影响
在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阶级”论，显然来自马克思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而在《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刚刚兴起的社会学亦受到中国人的关注，最明显的事例是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严复在案语中称当时中国是“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的社会。严复的言说，被汪精卫、胡汉民和此时颇革命的章太炎认为是反对排满革命，章太炎称中国自秦以来就没有“世业”制度，个体具有择业自由。胡汉民则对“社会有机体”说加以批评。
如同“民族”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一样，清末民初的阶级言说不仅存在着一个从“古义”到“今义”的转换，更需要一个从“西义”到“中义”的融贯创制。应该说，当时的阶级言说者都对此作出了思考，初步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从“名”到“实”的“阶级”理论构建。
二、梁启超和朱执信的代表性争辩
梁启超的阶级言说，集中体现在他为反对孙中山的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和“土地国有”主张，因而写成的《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和《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两文，表达了其“阶级”论观点。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首先扼要介绍了他所理解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要义。朱执信应该是当时最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
朱执信紧接着又在《民报》上刊发《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要旨是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总结近代欧洲社会运动的历史教训，结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申论同时进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所说的革命主体有“平民”有“细民”，前者指一般国民，后者指穷苦阶级，此即后来所争“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最早区分。
谈到中国的情形，朱执信和孙中山、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今日固不无贫富之分，而决不可以谓悬隔，以其不平不如欧美之甚”，但中国依然存在“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的问题。他还对两种革命完成之后的平等社会作了描述。可以说，朱执信是当时对阶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最有深度的理论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类似“王田”“国有”“官营”的阶级性质认知有误，对社会革命后通过温和的利益调整即不存在阶级问题的结论更无法检验和证明。
三、多样化的阶级言说
当朱执信等人运用西方传来的社会革命学说，讨论含义广泛的“豪右”和“细民”关系的时候，觉醒的乡村知识人更直接感受到的却是帝王与百姓、富豪与贫苦农民的矛盾。陶成章、刘师培和黄侃不自觉地当起了贫苦农民的代言人。
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书影响的同盟会诸人，把阶级问题讨论的范围集中在资本家—工人、地主—佃农的对立关系上，并从宏观上强调阶级的整体性。而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者，则不自觉地通过微观的分层，把阶级问题延伸到阶级的再生产与家庭、文化和职业等等的关系之中。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两个社会现象，一是学生群体的自我认同，一是职业与阶级意识。
刘师培在他主编的《天义报》上译载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但是刘师培怀疑社会主义可能因为国家政权的惯性而失去马克思公正平等的原意，因此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除个别人提出“杀尽资本家”的激进手段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号召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在农村则是“抗税”“劫谷”。并且幻想这些经济斗争形式“蔓延全国”。
与刘师培等人并行，以宣传无政府主义著称者，还有由张人杰（字静江）、李煜瀛（字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他们曾经反对《民报》的革命主张，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视为“国家主义”而加以否定。与《天义报》《衡报》篇篇文章不离“阶级”不同，《新世纪》的文章篇篇不离“革命”。上至国家，下至家庭，无论是有形的组织机构，还是无形的法纪伦常，包括经济交换中的工具（金钱）和思想上的私有观念，统统都是废灭的对象，“阶级”自然也在其中。
清末的革命派并未认真对待无政府主义。其批评无政府主义无外三点：一是“仅有破坏而无建设”；二是“运会（时机）未至而提倡过早”；三是中国被列强环伺，而“高言大同，破坏政府，是自失其团结力，解其责任心”。挽救民族危机，反对专制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中国人心所向，才有了辛亥革命。
四、民国初年的阶级言说
民国初建，孙中山的多次讲话都是说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已经完成，而当初提出的把民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的“社会革命”才开始。1919年10月8日他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讲，说“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要改造就必须扫除前清遗毒官僚、政客和武人这三种陈土。孙中山显然也认识到只有首先打倒官僚、政客、武人，重建真正的共和政权，才能着手实行民生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1916—1920年间，新生代的出版物如《新青年》《民铎》《国民》《民权报》《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以及按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创刊的《建设》杂志，都刊登过若干讨论阶级问题的文章，尤其是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知明显提高。
受到孙中山影响的林云陔和青年戴季陶，则坚持讨论社会革命进行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林云陔的文章突出批驳了当时少数人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攻击，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戴季陶能够运用国际眼光来看待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的困难和混乱，一方面是因为“外国输入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使中国人“多数变（成）了失业者”；另一方面则是“迷信人治主义的官僚，迷信军国主义的武人，迷信金钱万能的财东”和“不事生产”“专靠挑拨是非接近政权过日子的政客”等“危险分子”在促成“社会大革命”。
李大钊赞同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特别强调行动。综观李大钊的意见，就是认为在反对军阀、官僚的同时，必须发动组织工人阶级。
综上，从20世纪初到1921年以前，是中国人阶级认知的第一阶段。与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历史阶段相比，第一阶段的阶级认知受外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影响较大，故在阶级问题的争论中，无论是正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还是反方的梁启超和无政府主义，均对本国固有的乡村阶级问题涉及较少，对城市的资产阶级也未作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但第一阶段争论所涉及的问题、观点和不同历史阶段上革命行动指向的目标选定，对后来者的包括阶级认知在内的革命思想，无疑具有参考意义。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