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新文化”之所以“运动”起来，关涉某些身兼“思想家”与“运动家”角色的人物。蒋梦麟与江苏省教育会同人依托“欧战”后举国求新的氛围，在沪组建新教育共进社，联结南北以谋全国文教新潮之起。关于何为“新潮”，蒋梦麟将之统一于“平民主义”；在此主义与相应立场影响下，蒋梦麟早早将五四爱国风潮“自然”并接既起的文教新潮，继而以不同于蔡元培、胡适诸人的方式，参与促成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然而蒋梦麟转至北京大学，东南方面对于“新文化”的界定意识与权力更趋弱化。以蒋梦麟在五四前后的言行为主线，结合相关的组织行为逻辑，可揭示新文化运动“生成”史在聚焦于北京大学或《新青年》的叙述之外的一个重要面相。
一、南北联结
贯通蒋梦麟在五四前与后的历史，首先涉及的是蒋氏归国初期职位身份的确立。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与尚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蒋梦麟结识，二人在美过从甚密；1917年8月取得博士学位的蒋氏归国，便依黄炎培等人之议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同时，蒋又进入黄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江苏省教育会发起的译名统一会旧名整理部主任。约一年后蒋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又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江苏省教育会交际部干事。据此而论，蒋梦麟可谓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亲自“预定”的驻沪干部。
相对其他供职于东南教育界的归国留美学生，蒋梦麟较为特殊的一点是，他很快表现出促使全国范围内的文教革新势力形成常态化联结的意愿与能力。其时任教北大的章士钊也在联络张元济，欲编辑一套高等学术丛书。蒋有意将两人计划合并举行，但章以北大与北京学界为编译队伍的核心，蒋则放眼多地，列出北京、南京、上海、广东四个要点，其在多地的留学友朋，亦可为编印推广之助。可见相比章士钊默认一种从首都知识圈向外辐散的传播图式，蒋梦麟则是一种将多点连接起来的思路，更为重视如何将京外南北大城市教育界联成一气。蒋很快与北大胡适、南高师的哥大校友及曾译介杜威著作的刘经庶等取得联系，并致函身为绍兴同乡且有早年师生之谊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推进此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渐趋明朗。中国都市知识精英开始普遍议及战后国内外的形势问题，围绕“形势”“时势”等语词的表述日趋密集。而在时人的理解中，这也不仅是指外交、政治之新形势，也包括思想、学术、文教之新趋势。至于趋势究系“自然”形成还是需要“人为”造就，不少知识人有折衷的看法。蒋梦麟的见解，亦是在谋求“顺”其所认定的战后世界之“势”，以“变”本国之“俗”。11月11日，欧战正式结束，而中国“战胜国”地位带来的“红利”，有望以“教育界”为分配重点。除却响应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之事，在此方面且有直接联合南北之社团与杂志的设立。1918年12月22日，“中华新教育社”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开成立会，以蒋梦麟为主任，该社号称联合了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这国中“五大教育机关”。此次成立会，实为江苏省教育会所“承包”，一省教育会自身人员的聚集，却因该会强大的“联络”能力，而具有了代表“全国”教育界锐意求新的意味。
因与上海书业机关名称雷同，该社不久更名“新教育共进社”，拟以编译丛书月刊为主要职责。初以蒋梦麟为“主干”，黄炎培为“通信记者”；各机关“编辑代表”，经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商议由蒋氏以个人名义邀请，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既有的交谊网络与蒋氏留学生关系网的叠加。而刊首设有短篇评论，据分工与文意，也应基本为蒋梦麟所作。由此，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便成为蒋梦麟在五四前夕的事业重心。蒋的全局观不仅有平面上的广度，且有纵向的高低差；虽然蒋的编撰旨趣与北大新派刊物不尽相同，但蔡元培执掌下的国立大学仍天然地处于最高势位，是这一流布全国之复合性“新潮”的肇始之点。积极参与促成“潮流”，但又不为自己或东南同人争取潮流“领袖”之地位，蒋的这一态度也延续到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阶段。另外，上海《时报》专设《世界教育新思潮》 副刊，作为东南教育界人士宣扬文教新潮的一大阵地，发刊辞亦为蒋梦麟所作。而国内外潮流的实际所至，在蒋看来也不以上海为最南端。
总体上看，五四前夕专意标榜思想文化新潮的教育界刊物尚不多见，但不限于北大或北京单点的地域分布格局已见端倪。蒋梦麟不仅可以自身的文化资本提升教育会事业的权威性，且长于跨地域的学界联络，《新教育》的主要联络方除广东一线似未落实外，与蒋氏先前在商务印书馆表露的联络规划基本一致。江苏省教育会赖以确立权势的“联络”功能，由于东南与国都教育界常态化联结的实现，而进一步发展出了促成国家文教新“趋势”的可能性。
二、在教言政
《新教育》首期蒋梦麟所撰《本月刊倡设之用意》称：“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与此相应，而不同于稍后某些人凸显的白话文与反对孔教，刊文呈现的足以象征“新纪元”的“新学”“新潮”，侧重教育学及相关哲学、伦理等领域的学说，标举健全的“个人”以及助成个体健全的团体精神，注重受教者的“个性”“自动”，以“自由”“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多受蒋氏自身的论学旨趣影响。蒋梦麟呼吁教育应“认定学生是一个自动的平民”，言下之意，即“平民”若凸显其“教育”对象的性质，则理应包括、甚至突出学生群体。而相比“民主（主义）”之类的提法，“平民主义”应凸显某种非“权贵”的主体倾向，尤重“平民”在共和时代的素质、诉求与权益，相应呈现与所谓“皇帝”“贵族”“军阀”之立场的对立。但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究竟孰为“贵族”“军阀”，答案并不十分清楚。
要之，蒋在申论“平民主义”时，其“教育界”本位意识或更强于阶级／阶层对立意识。换个角度看，若“平民主义”不一定意味着凸显“下层”民众的诉求权益，则其与清季以来的“国民”“公民”观念以及标榜此种观念的教育，在排除极端的国家主义倾向后仍可实现接榫。此间重点，也非突出社会分层之义，而是强调养成“民”适应于共和民治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素质。甚至除却教育目标，教育界促成“平民政治”的手段，也不一定限于教育本身。蒋对报刊主旨的理解，实包括借此平台，公开倡言教育界对于当前之政治的关怀参与。
总之，蒋氏力倡的“平民主义”，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的理解互有影响，标签本身固然简洁，但其意涵则甚暧昧。换言之，个人言行与组织逻辑互相作用，即可凸显个人及组织有异于他者的立场。至５月初，北京五四事件爆发，这一“在教”复“言政”的立场便与其在南北联结中的地位相结合，促成了蒋及教育会同人对此事件的反应。进言之，“平民主义”在蒋梦麟这里既立足于教育界，属于文教新潮标签，又可在手段与目标上兼及教育与政治；于是文教“新潮”与政治“学潮”尚可在此一标签的统摄下，颇显“自然”地发生融汇。与北大顾孟馀类似，与５月上中旬国内多数舆论仅是鼓吹将五四事件象征的“民气”继续用于爱国运动不同，蒋梦麟早早意识到当前学潮不一定对新潮构成阻碍或与新潮无关，爱国学潮与文教新潮存在并接与融汇之可能。对照清末兴学引致政治革命，这回青年精神也定能形成“心的革命”，而“心”的革命才是“基本的革命”。这里便是将北大早先的文学革新与五四事件中北京学生彰显的“民气”联成一气，既提示了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新潮与学潮二者间前后衔接的关系，也鼓吹青年“革命”定会发展，由外表深入内心，反又促进思想之革新。
当然，虽有正、反相关之别，蒋梦麟亦未放弃教育界本位。无论如何，“教育界”乃新教育共进社牵涉各方的权势之本，且蒋本人此时也已成为５月中下旬南下居杭的蔡元培与北方学界间的关键联络人。至７月中旬，自京津南下的北方学人与蔡商定：作为蔡元培北旋的缓冲，同时加强北京学界的趋新力量，由蒋先行北上，代理北大校长。这一重大的人事变动，令蒋梦麟的言行方针在延续中又有调整，加以其他势力组织的活动，于是在爱国风潮被普遍冠以“运动”之名后，复有“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流传。
三、怒潮起时
蒋梦麟早先较为赞赏街头运动，但在上海“三罢”结束后，他开始向不喜学潮的蔡元培的意见看齐。7月23日，北上代理校长的他在北大的欢迎会上也强调，此后使运动朝“文化”转向，他与蔡氏的意见是一致的。蒋与北大从无渊源，此间显有引蔡自重之意；但蒋在东南经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诉求相互影响而发展出的主张倾向，在北上之后依然在起作用。在《新教育》的刊文中，他希望北大学生“研究学术”，却又“改造”了自己早先对欧西“文运复兴”与“光明时代”的比附。
此种方向调整，应是为了求同存异、于思想与社会层面同时积蓄力量，而实仍包含政治性的目的。蒋梦麟到京，不久即与傅岳棻发生龃龉，6月以降，安福系除却继续威胁京学界，也已与江浙教育界直接发生冲突。包括京、沪学界与研究系、国民党等政学势力在内的各方加强了对安福系的“围攻”之势，思想文化“新旧”问题在这些派系组织影响下的报刊平台中，遂与政派或政学纠葛更频繁地纠缠在一起。在此形势下，蒋梦麟北上后，其联络南北的作用得以继续保持。也是在继续联合南北势力与学生、进而希望带动其他社会民众、蓄力反击“政”“学”双重意义上的“公敌”的氛围中，“新文化运动”一词开始传播流行。当时指称新潮的语词层见叠出，而“新文化运动”从中脱颖而出，需要注意蒋梦麟在此间的重要贡献。
严格来讲，若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词组”，则该词组的一些成分，如“新文化”“文化运动”之名此前均已出现，而在开初，凸显“文化”，也不见得必是要寻求或与“思想”“思潮”或与“社会”的意义区别，而是可能意在彰显“文化”的弹性或包容性，一些论者可由此保证“新”的暧昧笼统，以求吸纳各方的不同倾向，进一步张大声势。一向注重传播名词本身甚于深究学理的蒋梦麟，在此方面便与更讲学理的胡适意见相近。蒋又明言“新旧”均不是方法也不是目的，所以不是两个“学派”，两个学派中间“能容调和派”，而“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经此解释，“新文化运动”内容上的暧昧，即可与求新态度的决绝、新旧壁垒的分明并存不悖。
以上早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阐发，主论“谁”运动以及“如何”运动，而非强调建立对于“内容”的遴选机制。可是，在“新文化”真正“运动”起来后，对其所指之“实”明晰化的愿望毕竟也在增长，“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也渐成为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虽然安福系至此依然未倒，政治并未刷新，但对不少北京趋新学人及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而言，学校体制本身不可颠覆，倡导的“文化运动”务必依托“教育界”，这种组织与相关个人间的共识，便与某些政人与学生倾心的校外激进革命主张拉开了距离。在更为直观的层面上，稍后国人眼中“新文化运动”两块鲜明的内容，当系文学革命与反对孔教。在这两方面，蒋梦麟与《新教育》对于“旧”的攻击性，也始终远较《新青年》《新潮》等刊为弱。再广言之，今人已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其流行的初始阶段，也未被普遍认为必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其所指之“实”趋于相对清晰乃至以“反传统”为特征，尚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五四运动中北大的命运始终为人瞩目，这又在有意无意间强化了时人关于北大在新潮中之位置的既有看法。在这一最初明确运动内涵的关键期，首倡南北趋新教育界常态化联络的蒋梦麟的主要身份却脱离了该网络中的枢纽，北大的新潮源头地位渐变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龙头地位，而东南方面界定“新文化”的意识与权力相应更趋弱化。
至1921年，东南大学在南京正式成立，江苏也有了可借以“高屋建瓴”的国立大学。但校中办起《学衡》杂志，与北大趋新学人及早先的《新青年》同人相抗，在南北学界之间也显露出被表述为“新旧”之别的分野。《新教育》自第4卷第2期起改由陶知行任主干。在陶氏主持下，《新教育》变得更像一个教育类的专门刊物，相应也进一步松弛了与所指略形清晰、可绝不自限于教育议题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
早先史家再现的新文化运动，通常重视其间“思想家”的言说，而轻忽“运动家”的角色，这一问题近年开始已有改观。然而，“思想家”与“运动家”亦非泾渭分明的两类人，且“思想”也不见得必以“精密”或“清晰”为尚，暧昧笼统的思想表达配合果决有效的行动，在初始阶段且可能有助于“潮流”或“运动”的汇成展开。蒋梦麟在五四前后持续联络南北，身兼“思想家”与“运动家”角色，若仅以“思想家”的标准绳之，反而可能窄化了蒋这类角色在历史现场的意义，并连带削弱历史现场本身的完整性。蒋梦麟之所以成为“运动家”，还关乎和他的言行产生相互影响的组织行为逻辑；他与江苏省教育会同人较国民党人更早办刊、专意鼓吹战后新潮，较国民党、研究系更重教育界本位，较北大蔡元培、胡适等又更为坚决地将五四学潮视作思想文教新潮之助力，蒋梦麟促成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特定贡献，不应小视。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