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在法国史学书写中，“nation”观念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中世纪的“nation”认同，主要是一种特洛伊传说、《圣经》和日耳曼王朝历史的混合。法国大革命后，18、19世纪的nation认同中，开始包容法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多样性族群，如高卢、罗马、日耳曼等，并且含有阶级与种族成分，形成了包括高卢、罗马和日耳曼等多族群要素在内的包容性认同，这在后来被称为“雅各宾主义”的认同观。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总体上保持了雅各宾主义，但出现了一种“历史与记忆相背离”的新现象。从法国史学书写中nation观念的变迁，可以看出“nation”观念随着法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而改变的规律性。
一、中世纪至16世纪法国史学书写中的nation认同
从中世纪早期起，法国的诸多王朝就已开始利用历史书写来寻求王朝与基督教统治的合法性，其基本特点是特洛伊传说、《圣经》和日耳曼因素的混合。这常见于中世纪法国，特别是墨洛温王朝以后的年代纪和编年史中。现存的第一本将法兰克人血缘归结于特洛伊起源的历史著作，是《弗莱德加年代纪》。在这种“历史”中，“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法兰克人又是特洛伊城老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孙法兰克斯的后裔。书中构建了一种异教传说与基督教《圣经》谱系的混合。８世纪前期，又出现了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特洛伊族源说”一直被法兰克人及其后继者法兰西人作为“信史”而代代相传。这成为此后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历史著作的传统，法兰西王室及大、小家族的族谱也都以“特洛伊传说”作为其开篇。这可以说是“特洛伊传说”在法兰西境内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在荷马史诗特别是在特洛伊一系的传说体系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是蛮族新国家成为“正常”国家的常用手段，这为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赋予了正当性。法兰克人形成的这种“特洛伊传说＋《圣经》＋日耳曼英雄”的混合叙事，实际上取代了此前古典时期关于法国地区的相关古典叙事，并将法兰克人的历史地位提高，将其与同样主张特洛伊起源的罗马并列起来。
11世纪费勒里的爱穆安的记载为基础，由12世纪据说是叫作“普利马特”者所撰写的《法兰西大编年史》中，继续贯彻这种特洛伊起源＋《圣经》的叙事方式，赞扬普里阿摩斯及其后裔的“高贵谱系”，并将其与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联系起来，以保证自克洛维开始的王权“最具基督性”。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政治、领土意义上法国“民族史”之开端。这对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开始的法国王权的强化以及国家统一的进程起到了助力作用。
通过这种历史书写，法兰克诸王朝继承了罗马皇帝对高卢地区施行统治的权力与权利，这成为法国中世纪历朝君主制的信条。从加洛林时代到秃头查理时期，法国国土疆域的形状基本确定下来，成为后来俗称的“六角形”。即使后来又陆续吞并了布列塔尼、洛林、阿维尼翁、维奈桑和尼斯等地区，也没有改变这个六角形的“自然”边界。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阶段，法国的国家、社会和“自然边界”得以明确。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条约中，欧洲开始确立“领土国家”和“主权”概念。在领土边界内，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
16世纪，法兰西随着王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明确，逐渐形成“国王为民族（nation）中心”的观念，并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而得到确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的同时，也宣称“朕即民族（nation）”。此时，特洛伊传说的法国nation起源论，依然是官方的说法，充斥于各种年代纪和编年史之中。但随着文艺复兴的推进，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开始提出不同看法。
16世纪中期以后，法国史学家开始接受对法国早期历史所知甚少这一事实。至1579年，不管是清教徒、天主教徒还是保皇派学者的记述中，均已放弃了特洛伊起源的传说。此外，法国16世纪下半叶的内战之后，法国史学家为论证法国具有独立于教廷与罗马帝国的历史独特性，开始关注法兰克习惯法、封建主义、法国身份，试图寻找合适的过去，以期实现国家的救赎。因此，高卢主义、凯尔特主义和日耳曼主义开始同时出现在16世纪的法国。
二、法国大革命：nation与包容性的“人民”
在接受了法兰克人的日耳曼渊源之后，如何处理日耳曼、高卢和罗马三种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成为１８世纪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而此难题又与关于谁是法国的“nation”混杂在一起。
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中世纪结束于公元1500年左右。但在观念上，直到1789年，法国的nation认同仍然维持着中世纪的那种历史认识。中世纪的“nation”认同主要是与王朝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以说明“nation”是一种征服的产物，是王朝通过战争、联姻、条约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结果。故而蛮族迁徙时期的法国便被视为由两个“nation”组成。这与直到1789年，贵族和皇室仍旧垄断着“法兰克人”身份，并作为征服者凌驾于被征服平民权利的历史现实相适应。在布兰维里埃伯爵的历史著作中，他仍旧认为法国是由两个“种族”的人构成。
布兰维里埃的说法遭到了让－巴蒂斯特·杜波的反对。杜波拒绝法兰克武力征服高卢人的观念。布兰维里埃与杜波代表了解释罗马帝国覆灭和法兰克蛮族王国建立的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个主张入侵和征服，另一个则主张和平过渡。尽管在史料的使用上，杜波显得更有根据，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杜波反而所受批评最多。杜波关于法兰克人接管罗马统治的说法被抛弃。马布利和孟德斯鸠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法兰克的征服所导致的贵族特权，而是因为这种征服所导致的对高卢—罗马人的“压迫”。在当时的启蒙思想知识分子中，大多认为“阶级”与“种族”有关。孟德斯鸠和马布利将法兰克征服者视作一个“种族”，他们接受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所说，日耳曼人具有平等和自由传统的说法。这些传统显然对处于革命前夕的人具有吸引力。
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前后，人们开始认为“nation”是“人民”的一种精神的统一体。而“国家”，则应是保卫和捍卫人民利益的道德机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在1770年之前，nation尚不具有任何可以改变法国古代宪法或等级秩序的权利，也不代表任何可用来抵抗暴政的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中，法国军队还是为皇室而战，而到七年战争（1756—1763）时，法国军队已开始为nation而战了。当时的报纸评论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然不同，这是英法两个nation间的战争。至1770年左右，nation已成为法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1774年，路易十五死于天花后，路易十六继任。此时的nation概念已成为法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提出了“人民”或“主权”的定义，并论述了二者与nation的关系。此时nation已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公民是通过他们相互承认的权利和他们共同谋求解放的行动而团结联合起来的集体。基于此，“人权宣言”和“公民宣言”的范围才是绝对普遍的。受到卢梭的影响，西耶斯强调所有公权力应来自于公意，从而为nation赋予了合法权利。
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nation开始有了团结反抗王权，并赋予各种反抗王权的力量以正当性的作用。其本质是强调所有人的共同行动，强调必须共同完成某项政治行动。至1789年，nation和national已变得无处不在。旧制度崩溃后，法国国民对旧王朝的忠诚被基于人民主权的国家所取代。1789年６月17日，“national assembly”（国民大会）成立。相应地出现了要求解释“nation”是什么的现实问题。对照此时法国“人民”的现状，此问题尤其显得迫切。法国“人民”除了政治联系、宗教联系之外，几乎没有共同点，甚至不讲同一种语言。
在解决法国人的nation认同问题上，产生了一种对古代共同族群遗产的诉求，以满足入籍的需要。当时有三个历史族群身份可供使用：一个是５世纪建立了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一个是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一个是公元前１世纪征服凯尔特人的罗马人。
之所以法国多样历史身份遗产并未引起混乱，主要是基于雅各宾派忽略“种族”特质、利用“共和”价值观团结各个族群的努力，这对后来的法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作“雅各宾主义”。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国民”认定政策，让一大批公民自愿应征入伍。这让战争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1792年瓦尔密战役中，士兵不再为国王、而是为祖国“共和国”而战。这种做法此后在法国历史中得以延续。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雅各宾派的包容性nation认同观，让作为nation的人民能与法国国家保持一致，并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而奉献，甚至在战争中牺牲自己，从而维护了法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三、法国大革命后：从“民族主义”走向“混合民族主义”
督政府、拿破仑时期开始利用凯尔特—罗马身份取代法兰克身份，与之相应的在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用于形容这一新现象。
在法国大革命后期，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再将“法兰克”视为共和国的合法族群身份，而是强调自己的“罗马—凯尔特”身份。通过对“罗马”历史符号的使用，通过来源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词汇，来证明革命政府的“共和”性质。法国大革命之后，督政府成员立法时，也要穿上深红色的罗马长袍。而“凯尔特”符号的使用，则用于描绘“共和国”的社会族群基础。18世纪早期，就出现了认为法国“nation”源自凯尔特人和“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的说法。到法国大革命时，“凯尔特人”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沃尔特·斯科特、奥弗涅、夏特布里埃等都认为凯尔特语是原始的人类语言。法国人是纯血统的高卢人后裔。
拿破仑帝国建立后，凯尔特和罗马的身份进一步得到发展。1805年，拿破仑授意成立了“凯尔特人学院”，以详尽研究凯尔特人的文物和语言，以为曾遭受希腊人和罗马人藐视的“我们的祖先报仇”，恢复凯尔特人所应得的荣耀。但该学院的主要政治目标其实是要为法兰西帝国的军事扩张赋予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当理由。而拿破仑对“罗马”历史符号的使用，则更侧重于其“帝国”“征服”“武力”等意义，以证明法国军事征服他国、以皇帝实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他建设的凯旋拱门以及他的各种肖像和雕像无不处处模仿古罗马的图拉真皇帝（98—117）。1815年，随着雅各宾派激进实验与拿破仑帝国的破产，原有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呼声减弱。许多时人认为，1830年革命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然而法国七月王朝的软弱外交却不断侵蚀着法国的自尊，法国貌似再也无法回到君主制以前的安全环境中去。在国民失去自信的背景下，法国又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认同。
19世纪，法国的“nation”认同与当时盛行的“种族”概念纠缠在一起。对法国不同种族的优劣争论比较激烈。这种争论的蔓延，造成了法国nation认同上的分裂。19世纪上半期，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认为“法国之星”正在衰落，由德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提出的“北方优越论”开始在法国盛行。许多法国学者开始称赞“日耳曼”才是欧洲文化、科学和知识的领导者。尽管多数法国学者不赞成戈宾诺的全部理论，但仍有不少人认为日耳曼征服者伟大、年轻、充满能量和有活力，而高卢—罗马因素则活力差、能量较弱。支持这一派的历史学家，如泰恩等，被称作“日耳曼主义”的历史学家。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高卢—罗马主义”的历史学家。在1830年革命中，基佐、奥古斯丁·梯叶里和亨利·马丁等作为此派的代表，对“日耳曼主义”进行了驳斥。法国大革命是被压迫的高卢—罗马人对贵族（日耳曼人）的一种反抗和起义，而前者是在争取自身的应有权利。
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高卢—罗马主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大力发展。拿破仑三世重视研究凯尔特人，资助发掘了凯尔特铁器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个定居点，而它们均与凯尔特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反抗罗马有关。拿破仑三世调和了历史上“高卢—罗马”的历史冲突，并将其作为nation的象征予以利用。这种历史叙事客观上为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北非和其他海外地区的殖民霸权与帝国主义扩张赋予了正当性。通过这种叙事的改造，罗马和韦辛格托里克斯都成为法国爱国主义与民族性格的象征。在19世纪，“种族”的观念继续影响到法国的nation认同。但颇具法国特色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秉承了雅各宾主义的“包容”传统，创新性地提出了“混合种族”的说法。
这种“混合种族”的说法得益于法国人类学的发达，这也让法国知识分子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通过对世界各地的“种族”分析，法国人类学家认为，种族不仅具有生理体质意义，同时还是一种“道德类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种族混合而成的人民“毫无疑问是多产的”。这不是武力入侵的结果，而是稳定和丰富的移民的结果。米什莱等历史学家也认为法国人是混血种族，是许多民族的后裔。而这是由法国的历史所决定的。各个族群有各个族群的作用，法国是征服的结果，但法国更是成功同化和融合外来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各种影响的产物。
四、普法战争后法国nation含义的最终确立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暴露出法国“民族与国家观念的缺失”，同时期的工人运动又暴露出法国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围绕君主制与帝制的复辟与反复辟，国民分裂成支持共和和支持帝制的两个派别。
虽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及拿破仑帝国时期曾有大量的农民为保卫新得土地而投身战场，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农民的头脑中仍没有“祖国”的概念。到普法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遗。普法战争失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确立的不看重族群、而看重共和价值认同的法国nation观受到德国史学家的挑战。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认为，因为居住在阿尔萨斯地区的人讲的或是德语，或是德语方言，所以不管这些人是否对法国有感情，他们都是日耳曼族群，都是德国民族。人们无法选择自己属于哪个nation，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民族国家是人们所属族群与语言的外在政治表现。很多德国知识分子都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证明1870年德国的胜利以及对领土的扩张是合法的。他们将民族国家视作是一个注定要与其他的nation争夺空间和资源的自然有机体。法国史学家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蒙森等史学家是为德国的扩张辩护。
在法国国内对普法战争的检讨和反思中，借鉴德国国民教育的经验，逐渐出现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杂的倾向。
1880年7月14日的国庆庆典，标志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已从普法战争的失利阴影中走了出来。此后，法国又重新回到将nation与“共和价值”而非特定族群、血缘等结合的道路上来。1882年3月11日，欧内斯特·勒南在“什么是nation”的演讲中对nation的含义作了总结，并重新将其与共和国、共和价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认为此前强调ｒａｃｅ、血统都是错误的，转而强调价值观认同与混合种族论。
勒南的主张得到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构建了一种好的集体记忆，如此将共和国不仅仅是变为一个政权，而且变成了一种道德文明。19世纪80年代，“共和”确立为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从过去共和派的“传统”变成了整个nation的“传统”。
19世纪欧内斯特·勒南的主张最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离不开法国于19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剧变。19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各地村庄的农民讲着方言，村庄内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外界交往很少，天主教植根于农村。国家层面，最初是依赖绝对王权，后来是依赖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占据人口最多数的法国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游离于法国的“nation”之外。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法国农业越来越多地面向市场生产，农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也使其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法语的普及越来越快，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地“方言”，配合19世纪30年代以后公共学校在全国的建立，共同的语言、文化使得人们在互相交往、信息沟通方面有了统一性，开始摒弃地方观念，形成民族意志的心理，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与现代社会的融合程度大大提高。至19世纪末期，法国的经济统一最终完成。而且，法国农民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大，农民不再仅仅关注狭窄的地域和十分有限的社会联系，而开始从关注地方政治向关注nation的政治转变。以前他们首先是村民，然后是新教徒，再次是某一地区，最后才是法国人。现在他们首先是法兰西人和共和主义者，而农村公社则降到了社会生活的最次要位置。
五、20世纪：nation官方历史书写与地方集体记忆的分裂
在20世纪，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1958年成立的第五共和国，法国基本上继续遵循雅各宾主义以及勒南所强调的包容、价值观认同的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法国的战败、维希政权的建立，法国曾短暂偏离过这一模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曾作为法国公民在前线为法国浴血奋战，但在法国投降后，却仍作为犹太种族被关押到集中营中。法国贝当政府和抵抗政府也曾为利用凯尔特历史遗产而竞争过。1942年，投降的贝当在格戈维亚组织了一个民族团结的仪式，并树立了一块纪念韦辛格托里克斯和高卢人击败罗马侵略者的纪念碑，各地代表将从法国各地带来的土洒在高原的纪念碑前。贝当试图以此把自己塑造为韦辛格托里克斯，强调后者向强者投降的智慧以及牺牲自己拯救nation的伟大。但抵抗者则针锋相对，强调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抵抗和不屈服以及作为抵抗罗马入侵的第一位领袖的身份。最终，维希政府还是融化了很多19世纪树立的韦辛格托里克斯的铜像，表明贝当还是将韦辛格托里克斯视作是一种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恢复了强调共和价值的、包容性的雅各宾主义政策。经过战后的发展，法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督教和乡村法国已经变成了世俗化与工业化的国家。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法国关于“nation”的认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也相应地在法国史学界引起了反响。
在国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增的法国移民问题。因国外移民及其后代获得法国公民权相对容易，北非穆斯林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期达到顶点，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引起法国社会对北非穆斯林的担忧和争论。急剧增多的移民人数，对法国正常的同化机制产生了强大压力。这让强调容纳多元文化、多元族群、认同共和价值观的雅各宾主义面临巨大威胁。
在国际上，则主要是“欧盟”“全球化”对法国nation观念的冲击。随着法国融入欧洲，“nation”的观念日渐受到削弱。逐步推进的欧洲一体化削弱了法国国家在界定nation认同上的作用。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国际上里根与撒切尔夫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法国也面临私有化、解除中央政府管制、减税、稳步减少中央规划和协调的压力，人们抱怨state于强大，这威胁到了以国家层面实施的雅各宾主义。
在这种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1789年以来传承的政治文化似乎突然崩溃了，法国出现了一种“社会”“民间”“地方”的“集体记忆”与官方的nation“历史”背道而驰的情况。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中，突出的是地方历史经历与历史记忆中的法国大革命，而淡化了中央集权化的色彩，缺乏对nation、共和意义的强调。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与重大现实政治斗争以及民族、共和等宏大政治主题相关联，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成了一种地方记忆的复苏。对于这种认同方面存在的分裂，记忆史学提出了一种有些自我矛盾的解决方法。
总体来说，到20世纪后半期，法国强调包容式的nation认同依然是有效的。1981—1995年，在法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场激烈的“国家认同”的辩论。辩论最终达成共识，即旧的“雅各宾主义”仍是有效的。法国政府继续强调法国非血统的、价值观的认同。
六、法国nation观念历史变迁的规律性
法国nation观念中，首次对主导了近千年之久的“特洛伊起源＋《圣经》＋日耳曼王朝”认同观提出怀疑的时间是在15世纪末。当时，法国乃至西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以致引起阶级关系、社会和政治关系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恩格斯曾对此作过十分言简意赅的分析。15世纪末出现的罗伯特·盖岗和保罗·埃米利奥等对先前的“特洛伊传说”认定的法兰克人起源的否定，其深层的动因，是正在突破封建束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新型农民、市民阶层默默推进着的“现代的民族”产生过程的反映。那为什么同时又有几种互相抵触的声音出现？因为欧洲的封建制是一种领主—附庸制。在“nation”认同观念上各家各派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归根结底都只不过是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迁而引发的政治关系上的向心力、离心力变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按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相应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的“nation”观的出现以及此后200多年间直至当今“nation”观念的变化。
总起来看，法国史学发展的实践表明，nation观念及其意义，既然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中进行的，它就既可以反映这种现实，也可以被这种现实所解释。
摘自《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