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对中国而言，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汪洋世界深处的年轻岛国，二者远隔万里重洋。由于地理知识以及航海技术、航海工具的局限，古代欧亚文明远洋交流的触角极少涉及南太平洋地区。经康熙年间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有关新西兰的地理知识始为国人所认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出现用“新瑟兰第亚”汉译新西兰的称谓。鸦片战争以降，国人有关新西兰的记述，从地理知识展开，内容渐次涉及其殖民地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完整的地球五大洲知识的进一步完善，激发国人从整体上对世界大势变化和自我重新定位的深层探求，而对这一全新的殖民地文化和民族主义发展类型的认知演变，无疑丰富了近代国人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和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洋”的框架内关于新西兰设立领事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理视野的拓展所引发的国人关于地缘政治的突破性思考。近代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以及由此展开的中新关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和紧密。
一、中国人对新西兰的早期认识
新西兰的发现，与澳大利亚几乎同步，是欧洲历史所谓的“地理大发现”白银时代的产物。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也及时体现在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中。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之际，先后绘制出近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从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中，利氏把世界分为五大洲，其中“墨瓦蜡泥加”位于地图的最下端，为一大片空白之地，相当于今天的大洋洲和南极洲。由于此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大洋诸岛尚未被欧洲人“发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实际上反映的是15—16世纪的世界地理知识。
利玛窦关于世界“五大洲”的观念为此后来华的耶稣会士所继承，并且进一步细化和精确。其中在给中国人带来有关新西兰知识的历史谱系中，南怀仁是第一人。1642年荷兰人塔斯曼首先发现了新西兰的西海岸，因为他误以为这块陆地与斯塔腾岛相连，遂将其命名为斯塔腾兰。后来其他航海家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认识，以荷兰西兰省的名字重新对此地命名，此即为新西兰地名的由来。这一最新地理发现，除了很快在胡安·布劳1648年的《新世界全图》中有所反映外，南怀仁通过他1674年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也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不同的是，南怀仁将新西兰进一步描绘为一个岛屿，虽然仍还不完整。南怀仁《坤舆全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第一次将新西兰描绘为独立于“墨瓦蜡泥加”洲以及澳大利亚大陆的岛屿，更在于他首次给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自的汉语译名，“新瑟兰第亚”与“新阿兰地亚”。
清代中期以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崛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所知最早在英国人马礼逊1819年出版的地理知识小册子《西游地球闻见略传》所附《地球万国各海全图·地球双圈图》中，已经完整显示了新西兰南北两主岛的轮廓，并且在《图解说》中用中文将之标注为“纽西兰州”。所绘地图反映了18世纪以来英国人库克船长探险于太平洋上的最新成果，而“纽西兰”这一流传至今的音译中文译名也应为马礼逊所首创。
马礼逊还与米怜一起于1815年8月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连载米怜编译的《全地万国纪略》一文，其中专门介绍了新西兰，是为库克船长《航海日志》的最简洁呈现，也是最早一篇介绍新西兰地理、风俗的文字。米怜在《全地万国纪略》中将世界分为欧、亚、非、美四大洲，新西兰被列在亚洲之内。米怜的地域划分对晚清“看世界”系列书籍中关于新西兰的认识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淆和误导。
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主编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刊载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知识。其中1838年刊登的《寻新地》一文尤其值得注意，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一篇介绍库克船长1768—1771年首次环球航行时发现新西兰的中文报道，也是“新西兰”这一意音兼译中文译名的最早出处。文中对新西兰当地土著及自然环境状况也有简要记述。
明清传教士来华伊始便吸收了当时欧洲最新的世界地理学知识，耶稣会士通过绘制的世界地图，向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界展示了包括新瑟兰第亚在内的一个新天地；而随后东来的新教传教士更给中国人带来太平洋海上探险、新西兰被发现的故事，并将这个地理发现及时转化为地理知识予以传播，且已经最先使用“纽西兰”“新西兰”这两个为今天所通用的中文译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学者李明彻1819年绘制的《地球正背两面全图》中，已经有了“新瑟兰地亚”和“嘉本达利亚”的记录，分别用以表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展现了国人吸收神州域外地理新知、绘制全新世界图景的最新水平。中国人知道新西兰并作出回应，应自此始。但整体上而言，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了解甚少，更遑论远在万里海疆之外的新西兰。中国人关于新西兰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海客谈瀛洲式的想象与“意会”。
二、旧闻与新知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开始观察世界风云变幻，不仅瞩目于英、法、德、美、俄、日等列强，也逐渐将目光延伸并投射到远隔重洋、彼时刚刚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版图的新西兰。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国人自编的“看世界”系列书籍，尤其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无疑是个中“名著”。众多的研究显示，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重要资源几乎一致，即源于明清之际来华西人所写所译的中文西书以及在华西人带来的世界地图等，更是他们汲取新知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西人著作中关于新西兰的介绍，涉及其方位、地理、气候以及风土人情，尤其是土著之岛被欧洲殖民者发现并移民、传教的经过等，这些内容在徐继畬和魏源的笔下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反应。徐继畬1844年的手稿本《瀛环考略》中载有多幅世界地图，对新西兰的绘制虽较粗糙，但已大体完整和准确。徐氏仍承继四大洲的观念，将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同归在亚洲的“东南洋群岛”部分。在1848年10卷本《瀛环志略》中，分别标注新西兰为“搦日伦敦”和“搦日伦敦，又名新西兰”，并在《亚细亚东南洋各岛》进一步介绍。
与徐继畬创制“搦日伦敦”不同，魏源在《海国图志》50卷本和60卷本所载的《圆图》中，大体沿用了嘉庆朝李明彻对“新瑟兰地亚”的绘制与记录。这个谬误在随后刊出的百卷本世界地图中得以修正，将新西兰绘制为一个独立岛屿的形状，且标注为“新西兰岛”，但是南北两主岛的分界并不明显。在新增的第16卷“东南洋海岛之国”部分，魏源补入了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大洋洲的新内容。《海国图志》呈现的关于新西兰的最新知识，主要来源是《万国地理全集》以及《外国史略》。《外国史略》对英国殖民新西兰的描述，也分别引载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中关于新西兰的描写和魏源《海国图志》引《万国地理全集》《外国史略》几乎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稍有润色而已。正是对这二者所共享的同一批世界地理知识资源的进一步追本溯源，会发现二人受相关知识的局限，对原始材料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此外，徐继畬虽然对新西兰译词的使用较为稳定，但他在《瀛环考略》地图中将中文竖排标注在两个岛屿右边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混淆为新西兰南北两岛分别名为“搦日”与“伦敦”。尽管他在《瀛环志略》中予以修正和补充，但后世被误导者仍不乏其人。值得一提的是，与《海国图志》50卷本几乎同时，还有一幅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问世，即初刻于1845年叶子佩的《万国大地全图》。该图同样也是受到利玛窦、南怀仁以来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影响，尤其是在新西兰部分沿用了“新瑟兰第亚”的称谓。
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国人自编的世界史地著作或绘制的世界地图，其信息大都来源于来华传教士的著作。这些作品在积极传播西学的同时，也反映了编译者自己对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接受和认知水平。他们在杂糅了新知与旧闻的世界近代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中，一面由业已写定的文本中获得知识资源，一面又各取所需，将各种知识进行汇总、整合而创造出自己世界观和地理观下的新的文本。即便《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此类“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双璧”，也概莫能外。因此，在这一时期传播新西兰地理知识方面，外国人编著的地理学著作仍然扮演着主角。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地理学译著。
三、南航“笔迹”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清政府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走出国门的游历使、外交官以及其他渠道远赴海外的中国人，向国人传递了更多有关世界各国的最新信息，也为国人进一步全面了解、认识偏僻一隅的新西兰岛国创造了条件。国人关于新西兰的文字记述，从地理知识展开，渐次涉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
1875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译、浙江海盐郑昌棪笔述的《列国岁计政要》对新西兰的记述就展现了很多此前所没有的新内容。其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环太平洋地区正处在淘金热潮中，书中对此也有述及。
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新西兰金矿相继被发现，新西兰独特的价值也开始为国人所关注，成为继美国金山之后出洋华工的又一淘金圣地，吸引了大量中国淘金者陆续泛海前来，“金山鸟施仑”就是这一时期广东民人口耳相传的关于新西兰的称谓。除了淘金华工外，这一时期应该也有若干国人以其他形式旅居新西兰。1880年《万国公报》上刊载一篇“北京来稿”的文章，题为《大英国·海洋胜景》，所记有关新西兰的讯息，已经突破了昔日徐继畬、魏源等人“看世界”书籍中对新西兰地理知识的间接记载，内容丰富，且大部可据。
自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清政府开始派遣官员、使团出国游历，国人了解世界大势的机会较之从前有了根本性的发展。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分赴世界20多个国家游历考察。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奉派游历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刘启彤，虽未亲至新西兰，但借出国游历之机，或咨询外人，或搜寻资料，利用各种方式获取有关新西兰的资讯，进而对英属殖民地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加以记述。在其调查报告《英藩政概》中，他对新西兰变成英属殖民地后的这段历史极为关注。正是刘启彤在摅取西学、记录新知方面，力求探其微而极其精，使国人了解到一个更加详细、具体、明晰的新西兰形象。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大英帝国自治殖民地的新西兰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1893年成为第一个妇女有投票权的国家，引领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再次引发世人关注。继1881年新西兰国会通过第一次排华法案——《华人移民法案》后，新西兰厉行排华政策。华侨问题日益凸显，关于在英属殖民地新西兰护侨、设领的问题也成为朝野关注、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在新侨民透过驻英公使等官方渠道传递的有关新西兰的信息则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关于新西兰的认识。
在朝野对新西兰的持续关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关于新西兰的精细度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03年邹代钧组织舆地学会编制出版《中外舆地全图》，在这部代表当时国人最先进水平的世界地图集中，英属新西兰部分清晰注明了27处城市、地区的中文名称。至此，新西兰以精准的形态展示在国人面前。1906年，驻英使馆随员黄厚成抵达新西兰惠灵顿，正式以清政府特使身份进行官方访问，这也是中国政府与新西兰殖民地政府的首次官方接触。1908年清政府任命黄荣良为驻新西兰领事，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中国对新西兰、大洋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即将呈现全新的面貌。诚如论者所言，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完整图像，是建立在欧洲人两次海路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之上。近代中国人正是通过明初以来三次世界地理知识的开拓，空间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晚清国人世界地理知识中有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认知的扩充，与道咸以降“世变”刺激下国人睁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具体反映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世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一，从地理认知上看，嘉道时期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有关新西兰部分的图像，不仅粗疏、模糊，有的还是建立在错误的地理知识之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有关新西兰的部分，不仅轮廓完整清晰，城市名的标注也丰富准确。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正是晚清国人在接收大洋洲新西兰这一全新世界地理知识时从模糊、粗疏、混乱到逐渐明晰、准确的发展轨迹。
其二，从译名角度而言，在华传教士和西人贡献了很多有关新西兰的不同中文译名，这些不同译名的大量出现，固然反映了引介时期对译词使用的混乱与随意，但也彰显了嘉道以降国人认识、探索有关新西兰及其新知识的不同面相。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人认知新西兰的渠道和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从最初的地理知识的介绍，逐渐到从殖民地角度述及其政治体制、教育体系与经济发展。这一认知的演进过程，也是晚清国人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全球视野和认知空间不断得到拓展的生动体现。
进一步而言，伴随国人关于新西兰知识的丰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地球五大洲知识，进而激发国人从整体上对世界大势变化和自我重新定位的深层探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洋”的框架内关于新西兰设领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理视野的拓展所引发的国人关于地缘政治的突破性思考。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