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冰，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在重新解读民主的时代语境下，为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能够快速进入知识界的舆论场域搭建起了舞台；借助报章杂志的舆论空间频繁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新闻通讯、观察游记和专著文论。各种报道、议论和评价无不彰显出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与反应的变化；知识界眼中的俄国由“革命”到“俄乱”再到“革命”的形象转变，隐约透着一种国人“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随着对俄国革命认知的不断深化，知识界逐渐凝聚出“联俄”、“友俄”的讨论主题，以及“学俄”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知识界内部亦因对俄问题而渐显群体分化的迹象。
1917年的俄国革命运动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震撼与广泛关注。此时的中国知识界对1917年俄国发生的两次革命也给予了热情关注和即时报道，与俄国有关的新闻通讯、观察游记等频繁涌现在报章杂志上。
一、舞台的搭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语境、群体镜像和舆论场域
五四新文化时期，知识界面对着国家权力旁落在军阀手中的困境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怀疑以及对一战爆发的观感和巴黎和会失败的痛感，他们步入了分裂的时代、转变的时代、怀疑的时代和寻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从现代教育体系孕育而生的新知识分子逐渐脱离政治派系束缚，依托学校、社团、报章杂志等领域开创出自由的公共空间。他们在重新解读民主的语境下，积极尝试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为“舶来”的俄国革命能够快速进入知识界的舆论场域搭建起了舞台，同时亦营造好了氛围。于是，随着贴着“革命成功”和“倡导世界新秩序”标签的苏俄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知识界即时有了反应。
二、“同声欢祝”：对二月革命的好感
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国人迅速给予了广泛关注。在有关二月革命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革命细节陆续得到补充后，国人对二月革命表现出了庆幸与骇震的复杂之情。一方面，对革命表示了肯定与赞扬，要与俄国人民“额手以庆”。另一方面，因俄国在欧战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其革命爆发于“欧战吃紧之际”，“俄国革命与战局，战局与中国外交前途有关联之关系”，“俄国革命之消息忽至”犹如“空中霹雳，惊震寰宇”，令“朝野上下，莫不骇震”。当然，在俄国新政府外交总长米留柯夫向外界作出“俄国拟恪守以前各盟约”，将会“继续作战，以争俄国与欧洲之自由”的承诺后，时人对俄国革命大多抱持乐观态度。十月革命前，相信俄国革命乃“世界平民政治进步之佳兆”，于全世界民政主义将“大有价值”，不仅是当时中国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也是西方舆论的普遍共识。大多数国人相信俄国革命将会向有利于协约国胜利的方向发展。
三、“透过纱窗看晓雾”：对十月革命的反应
当国人还在为二月革命能推进协约国胜利的脚步感到欣慰时，在1917年11月10日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上，赫然刊载着一条醒目的电讯。其后几天，其他报纸也都以“电讯”“国外大事”“要闻”“时评”等形式报道了“俄国又革命”的讯息。由于十月革命爆发的突然，中国报界短时间内主要依靠外媒来获取相关消息，一时无法了解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形和性质。因俄德媾和的影响以及西方舆论的引导，中国舆论界对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所持态度基本抱持着负面批评和贬义色彩。此外，对俄国的历史印象也是导致国人容易轻信西方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俄两国因地缘关系所引致的纠纷已久，沙俄“残暴好战”和“侵略野心”在国人印象中根深蒂固。随着十月革命的西方舆论导向，国人对俄观感再次回到原有的防俄、拒俄的谨慎态度上。
随着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的持续关注与了解的更加深入，知识界对苏俄的态度开始出现中性或肯定的评价。随着协约国取得欧战胜利，西方国家“对俄政策已完全改变”，对俄态度日趋软化。
时值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知识界中得到关注与认可。于是，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关联分析与看待的新趋向，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设定了对苏俄评价与理解的价值标轴。
其时，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误解仍属主流论调。即使像《新青年》《每周评论》这样进步的期刊杂志，“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仍持守着“防过［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的思想。因此，对其负面的报道和批评仍普遍存在。甚至社会上还流传着有关列宁政府将濒危机、农民群起抗拒过激党政府、列宁被托洛茨基杀害等假消息以及关于俄罗斯实行共妻、妇女国有，滥杀无辜，专制统治，预谋侵略全世界等各种谣言以混淆舆论。
四、对俄态度转折：《宣言》传入后舆论的轰动
对俄的舆论态势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发生了根本改变。之所以在五四前后国人对俄态度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分水岭，主要是基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急于找寻和想象出一个民主共和的标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权益被无情出卖，致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最终激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反帝”情节有效推动了知识界趋向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出于战略考虑，苏俄为巩固政权，保证远东安全，急于打破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亦积极谋划对华关系。适值五四运动爆发，让苏俄看到在中国推进反帝民族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1919年7月25日，苏俄乘势发表了《对华宣言》。
待宣言效力真正发挥作用已是次年的春天。1920年3月，《申报》刊载了《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紧接着《大公报》《民国日报》等主要报纸相继转载，舆论界引起了“空前的轰动”。
面对社会上普遍倾向苏俄的舆论态势，北京政府非但未听从劝告，反而下令对宣言和承认劳农政府的文件“应严密查禁，以戢乱萌”。其实，北京政府对苏俄宣言十分慎重，在正式接到宣言后，一方面“电致驻丹颜公使，令其就近相机，与该代表为非正式接洽，以观该政府之真意”。另一方面，则组织专人对苏俄宣言进行分析。最终，北京政府转告俄劳农政府道，“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为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之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其实，北京政府并非不想收回权利，只不过近一年多以来，北京政府基本每隔几天就会收到有关苏俄联合德奥俘虏侵犯边境或派遣华工回国从事煽惑华民、鼓吹过激主义等报告。这些接二连三的“据实报告”不得不让北京政府对苏俄宣言有所怀疑和迟滞。在得知北京政府拒绝苏俄宣言后，知识界普遍对政府所为大失所望。在当时报章杂志的舆论中，几乎看不到质疑或反对苏俄的声音。整个舆论界的态度在这一刻“由反对而趋向赞同”。
从俄国革命渐入国人视野时，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与反应即彰显着情感与理性交织的特征。一方面，因俄国革命、国际形势与国内改造思潮的多重作用，使得知识界对俄国态度的转变彰显着简单化、情感化的色彩脉络。另一方面，因对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反思和学习目标的再次追寻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知识界对苏俄的认知亦夹杂着复杂的、理性的辨析理路。最后，国人在对革命后的俄国的认知过程中，隐约地透着一种“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关注和讨论，与其说是对“他者”的兴趣，不如说是“由己及他”之想，通过苏俄“找一把开东方密钥的钥匙”。在国人眼中的俄国，从“革命”到“俄乱”，再到“革命”的形象转变，无不透着一种国人“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这种自我想象与学习俄国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这一联系的最初镜像就是国人对俄国的共情想象。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在近代以来的救国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民主、共和、立宪等政治思想总是抱持着理想主义态度。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立，从国会选举到欧战胜利，他们无不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投入关注，倾心研究，甚至大胆学习。从思想上的认可，到实践中的认知都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幻象。直到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以及十月革命在中国广泛传播，才使得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幻想萌生破灭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启示下对救国方案作出了新的选择，即用以十月革命为蓝本的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最终实现拯救国族的目标。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