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摘要】疟疾在18世纪成为欧洲向热带扩张的关键制约因素。源于欧洲在17世纪开启的殖民药用植物学勘探浪潮，生长于南美洲的金鸡纳在1630年首次被发现。围绕金鸡纳树皮是否具有抗“热病”效果，欧洲医学界展开了争论，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从树皮分离出奎宁后，金鸡纳的抗疟作用才在西医传统权威中树立牢固地位。欧洲列强对金鸡纳的争夺导致南美洲森林资源的枯竭。19世纪中叶，欧洲将金鸡纳移植到热带殖民地，以荷属东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种植园在世纪末主导了世界奎宁生产的金鸡纳供应市场。奎宁对欧洲向热带空间拓殖的保障引起了殖民格局的变化，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抗疟药物，实现了“政治性”向“社会性”功能的转变。欧洲对金鸡纳的探索、认知和移植，是一场关于金鸡纳生态知识的跨国流动，也重塑了南美洲和东南亚的生态结构。
金鸡纳，又称“伯爵夫人的粉末”或“耶稣会树皮”，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大灌木或小乔木，分布在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的生物碱。在欧洲殖民帝国的操控下，金鸡纳的跨国引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殖民药用植物学勘探与欧洲对南美洲金鸡纳抗疟疗效的认知过程
欧洲对外扩张中的药用植物学勘探源于疟疾问题。15—16世纪，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疟疾在温带地区比较流行。地中海国家长期受到疟疾困扰，罗马在历史上有四次爆发。当欧洲向热带大陆开始扩张时，发现各种疫病尤其疟疾是殖民者面临的主要瓶颈。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向东方寻找香料，一些医学家和博物学者便展开了寻找热带药用植物的历史。欧洲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南美洲药用植物的勘察中发现了金鸡纳，并针对金鸡纳是否为本土药物进行了辩论。无论真相如何，金鸡纳很快成为受欧洲欢迎的药物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索尔·贾乔对金鸡纳在17—18世纪传播研究推断，秘鲁金鸡纳树皮向欧洲出口的时间始于1631年或1632年。
金鸡纳在欧洲的传播首先面临来自欧洲传统医学信仰和教会的反对，导致其在17世纪的欧洲并未被普遍采用。传统上，欧洲大部分医师和药剂师都信奉“盖伦治疗理论”，采用释放体液、放血、催吐剂等疗法，显然金鸡纳与这一医学常识相矛盾。有些人甚至认为，使用金鸡纳治疗发烧在理论上既不合适，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直到1719年，金鸡纳在意大利仍然不受欢迎。
因此，正如伦敦一位外科医生所说的那样，“在早期，金鸡纳的声誉只能依靠其有效的经验传播”。当名为托马斯·史密斯的患者被红色树皮治愈后，就开始大肆宣传其好处。1650年，金鸡纳被带到了比利时，1654年首次在伦敦获得认可，1677年英国人罗伯特·塔伯因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的疟疾而被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任命为药剂医师，随后秘鲁金鸡纳树皮第一次被纳入英国官方药典。虽然金鸡纳的抗疟作用仍被欧洲学界怀疑，但迈出了被医学界所认可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为确定金鸡纳树皮的成分等特性，欧洲开始了对金鸡纳的植物探索。18世纪30年代，法国探险者孔达米纳成为第一个研究金鸡纳植物的科学家，在其《回忆录》中对这种植物的形状、色泽进行介绍。1742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建立了金鸡纳植物属，为纪念西班牙总督伯爵夫人而借用其名字将其正式称之为“金鸡纳”，这一术语被大多数植物学家使用。梅塞尔·胡克将最具药用价值的金鸡纳属概括为12种。1802年，法国化学家阿尔芒·塞金断言有必要找到区分金鸡纳树皮优劣的标准，1815年，爱丁堡的邓肯博士提出，金鸡纳中存在“退烧原理”的物质成分。最终在1816年，葡萄牙海军外科医生的戈麦斯博士首次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称之为弱金鸡纳碱。以此为基础，金鸡纳的成分最终被确定。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比奈姆·卡文图认为金鸡纳树皮中存在一种类似于吗啡和士的宁植物生物碱，并从中分离出了金鸡纳的两种生物碱，为奎宁和辛可宁。
对金鸡纳的探索，激发了欧洲殖民者寻找这种有利可图植物的强烈兴趣，金鸡纳树皮奎宁含量等级的划分也使得树皮采伐首次成为一种可测量的有效方法。于是，金鸡纳从一个地方性药用植物逐渐成为欧洲列强互相争夺的全球性商品。
二、欧洲列强对金鸡纳树皮的激烈争夺与南美洲金鸡纳资源的枯竭
17世纪中叶，在欧洲还未确定金鸡纳成分前，欧洲就对南美洲金鸡纳开始了争夺，以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为主。伦敦市场金鸡纳树皮进口量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为加强与伦敦市场的竞争，西班牙几乎每年都有大型远洋船只注册成立，使得金鸡纳进口数量大量增长，从1752年至1758年，南美洲进口到西班牙的金鸡纳树皮出现了“蓬勃发展”。很快，西班牙就面临来自法国的竞争。在接下来的7年中，西班牙市场的金鸡纳树皮进口量有所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来自英国的竞争外，法国也成为他们跨大西洋金鸡纳贸易的强烈对手。
欧洲市场奎宁需求的增加导致南美洲金鸡纳森林资源的枯竭。自1820年奎宁从金鸡纳分离出来后，金鸡纳的抗疟作用在欧洲得到官方认可，奎宁在欧洲海外探险中大量使用。在非洲，治疗疟疾的放血疗法越来越让位于奎宁的普遍使用。随着欧洲对奎宁需求的增加，在玻利维亚、秘鲁等南美洲政府的怂恿下，金鸡纳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各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然而非科学的采集方法导致金鸡纳树皮的日益稀缺以及森林的破坏。其一，欧洲收集金鸡纳树皮的方法导致不可再生。其二，欧洲几百年来对金鸡纳树皮的掠夺造成当地森林树种的减少。然而，欧洲对奎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军队健康是面临的棘手问题，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将其家人带到新的热带殖民地的危险气候中，1840年后这些都成为奎宁需求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为摆脱对南美洲金鸡纳的依赖，欧洲一些博物学家萌发了将金鸡纳植物引进其他地区的想法，加上当时整个欧洲的管理机构都相信“科学能够引导人们驯化金鸡纳”，一项大规模的金鸡纳跨洲际移植计划蓄势待发。
三、移入热带亚洲：南美洲种子搜集过程与东南亚金鸡纳种植园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开始表现出对金鸡纳移植的兴趣，博物学家、探险者等在本国政府支持下开始有组织地收集和运输金鸡纳植物种子，从南美洲森林移到各殖民地植物园。
各殖民列强在金鸡纳移植中呈现不平衡性，法国、德国和美国处于劣势。移植金鸡纳的使命最终被英国和荷兰所承担。荷兰和英国向东南亚殖民地的移植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它们标榜这是一项仁义计划。荷兰最先将金鸡纳引进东半球。几乎与此同时，1859年12月，英国实施的金鸡纳跨大陆转移项目正式启动。荷属东印度和英属印度先后进行种植试验。爪哇的试验种植取得了初步成效。在确定英国植物学家查尔斯·莱杰搜集的金鸡纳品种奎宁含量高13.25％之后，爪哇原有的茶叶、咖啡等私人种植园主开始对金鸡纳种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后，荷属东印度私人金鸡纳种植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金鸡纳生态知识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出现了跨国流动，爪哇和马德拉斯相互交流种植、生态评估各种信息。其他远东殖民地后来居上，爪哇和印度开始向锡兰、缅甸输送金鸡纳种子。19世纪末是东南亚金鸡纳种植园发展的迅猛时期。
在皇家植物园和殖民政府的引导下，英国海外殖民地纷纷建立金鸡纳种植园，如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等。荷属东印度爪哇金鸡纳种植园蓬勃发展，南美洲仍向欧洲市场供应少量的金鸡纳树皮，可以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性的金鸡纳种植园网络基本形成。但恰在这时，金鸡纳的大量供应导致其价格开始急剧下降，利润下降导致英国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将大量金鸡纳倾销到欧洲市场，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欧洲茶叶市场需求的刺激而逐渐转向茶叶种植。英国逐渐退出金鸡纳种植后，荷兰却继续扩大种植，逐渐占领欧洲金鸡纳供应市场。到1901年，荷属东印度金鸡纳产量已经远远超出锡兰。荷兰甚至组建金鸡纳局，爪哇金鸡纳－奎宁联盟的建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最大的奎宁建设工厂，在国际公共卫生疟疾清除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四、“全球性”影响：奎宁与20世纪世界殖民政治和生态格局的变化
在欧洲列强的操控下，生长于南美洲的金鸡纳从一个本土植物转变成具有“全球性”的商品，而奎宁的影响更是“全球性”的。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金鸡纳是治疗疟疾的最主要药物，东南亚种植园为欧洲奎宁制造工厂源源不断地提供金鸡纳树皮。
从殖民政治格局来看，19世纪20年代，欧洲殖民者从早期对美洲的殖民中“退出”，在奎宁的充足供应下，逐渐转向热带非洲和东南亚新的殖民领域。从医疗社会史层面来看，欧洲医学、生物学界对奎宁的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认知，奎宁出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功能的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清除疟疾的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生态史的角度看，金鸡纳种植园的繁荣给殖民地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欧洲为保障向热带开拓殖民势力，竞相生产奎宁。奎宁的充足供应降低了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满足了欧洲扩张者的欲望。
如果说奎宁在欧洲殖民时期的作用具有“政治性”意味的话，那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则具有“社会性”的特点。1918年，爪哇金鸡纳生产者和荷兰三家奎宁制造商组建了金鸡纳局，控制金鸡纳从原料生产到运输、分销整个过程，而且具有制定树皮生产配额和奎宁价格的权力。与此同时，战争扩大了疟疾在世界范围内的感染。1923—1924年，国际联盟疟疾委员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疟疾委员会就将疟疾视为一种“社会性”疾病，这刺激临床和预防学对奎宁需求大大增长。这样，奎宁不但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更是首次全球公共卫生运动消灭疟疾的药物。
荷兰金鸡纳局决策者审时度势，积极与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取得联系，将金鸡纳局定位为“防治疟疾当局与需要奎宁的病人之间的中介”。此后，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国际卫生组织开始向荷兰金鸡纳局寻求奎宁供应，以金鸡纳局为核心的荷兰金鸡纳－奎宁制药联盟于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奎宁供应市场。为扩大奎宁的“社会化”功能，金鸡纳局还进行了积极宣传。由此来看，20世纪20—30年代，奎宁在荷兰金鸡纳局管理者的运作下具有了普遍化的“社会功能”，在整个人类公共卫生运动发展史上发挥作用。
欧洲列强在殖民地采取的疾病控制和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是以对当地造成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大规模的金鸡纳树皮采伐造成南美洲森林减少，而金鸡纳种植园对东南亚环境的影响更甚。森林砍伐进一步造成动物栖息地的减少和物种多样性的消失，栖息地的丧失迫使大型食草动物进入种植园啃食植物嫩苗。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猎杀大型野生动物。森林砍伐造成土壤流失加剧，腐殖质很快消耗殆尽。为提高土壤肥力，欧洲进口大量化学肥料，这又造成土壤板结，进入恶性循环。为对付金鸡纳种植园中出现的病虫害，欧洲又引入杀虫剂。这些化学用品造成土壤板结，加上清洁除草对土壤极为不利，土壤侵蚀，沟壑形成，反而降低了作物产量，有时甚至杀死全部养分。这种商品化的种植园模式对东南亚造成的生态影响是不可逆转的，东南亚原本以森林和荒野沼泽为主的旧生态系统转变成以人类强烈干预自然为特征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后来甚至引发了一场重要的环境革命。英属马来半岛，锡兰高地，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西海岸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发成整齐排列的种植园景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
1500—1800年是西欧商业向外部世界扩张的时代。商业追逐刺激欧洲对热带进行“殖民生物勘探”，在远东、非洲和南美洲收集香料和药用植物，由此展开了对异国自然植物的知识大讨论。1630年南美洲金鸡纳的发现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欧洲主流医学观念认可金鸡纳后，各国竞相争夺，将金鸡纳树皮运往欧洲市场，自然植物具有了“政治”意味。为了满足帝国利益，以博物学家为核心的科学界操纵自然，将金鸡纳从南美移植到异域环境进行“驯化”，金鸡纳从一个地方性植物转变成“全球性”的商品。东南亚种植园为欧洲奎宁制造厂供应金鸡纳树皮，充足的奎宁供应保障了欧洲向热带的扩张，殖民格局从美洲转移到非洲和东南亚。一战后，爪哇的金鸡纳－奎宁联盟控制着奎宁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成为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奎宁供应来源，奎宁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性”功能凸显。
金鸡纳的跨大陆移植是“哥伦布大交换”在亚洲的扩大和延续。它跳出了新旧两个大陆关于生物、传染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是一场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金鸡纳生态知识的跨国流动。同欧洲对新大陆的殖民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生物学层面的问题这种认知一样，欧洲在热带非洲和亚洲的成功殖民亦是如此，金鸡纳和奎宁就是生态学层面的例证。南美洲森林的枯竭和东南亚的生态恶化都证明：欧洲的海外扩张有力地重塑了全球生态秩序，欧洲列强正是借助于这些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新的生态制度。
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