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金龙；赵志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清朝末期，中美在中国的海军重建问题上开始合作，1911年双方签订了伯利恒合同。民国成立后该合同得以延续，但因合同触及日本在华利益，从而引发中美日三国之间激烈的外交龃龉。
一、清末海军的重建与美日的参与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陷入“边疆危机”，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先后开始筹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最终只有北洋舰队成军，却又在日本发动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灭。此后，清政府一直试图重建海军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防危机。宣统帝继位后，清政府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美日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清政府的海军重建计划给予了不同程度上的“支持”。
摄政王载沣对重建海军非常急切，他多次面见筹办海军委员会的委员，命令其务必在3年内奠定海军的基础。而要奠定海军的基础，海军基地的修建又是很关键的问题。经各省督抚的调查，被列为军港候补地的有大沽、威海卫、象山浦、三都澳等地。载洵、萨镇冰等人认真比较了各港口的地理条件并兼顾中央财政状况和对外关系等情况，最终只选定拥有优越地理条件且未被开发的象山浦一港。然而重建海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如何筹集经费成了清政府最大的难题。因此，争取与列强的合作成为清末海军重建的必由之路。
面对日益严重的满洲危机，袁世凯把清政府外交的重心放在了对美国的倚重上，开始推行“联美制日”策略。在这一策略的推动下，清政府先后两次尝试与美国结盟，美国虽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双方在海军合作上却达成了共识。1905年日俄战争后，美日在东北地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德国在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清政府开始对三国间达成针对日本的某种同盟抱有幻想。1908年9月17日，中国赴美特使唐绍仪经日本转往美国。然而唐绍仪尚未启程，他前往美国寻求结盟的消息就传到了日本，日本一方面以外交事务牵制在东京转道美国的唐绍仪，另一方面与美国进行秘密和谈。唐绍仪使团抵达华盛顿当天，美日达成了《鲁特——高平协定》。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但对于保证中国领土完整方面却丝毫未提及。当唐绍仪从日本脱身抵美时，中美德三国结盟一事就此成为泡影。清政府尝试与美国在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上进行合作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1909年3月，美国前陆军部长塔夫脱当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塔夫脱在华政策上积极推行以“金元外交”为特点的“门户开放”政策。而此时的日本则试图在满洲关闭门户开放的大门，日本因此被视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大障碍。塔夫脱对日本的态度让清政府重新燃起了中美德三国就中国问题进行合作的希望。
1909年9月至1910年1月，载洵前往英德等欧洲国家考察并订购了大量军舰，美国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载洵回国后便被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的邀请下，清政府派出以载洵、萨镇冰为首的海军考察团赴美进行访问。考察期间，载洵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签订了一份建造3000吨巡洋舰的合同。载洵访美期间双方就共同利益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为了尽量避免来自日本的干涉，清政府与美国关于合作的具体谈判则在秘密中进行。
1911年9月至10月，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在塔夫脱及诺克斯的支持下访问中国，积极怂恿中方利用美国的借款来建设海军。10月21日，施瓦布与载洵在北京签订了中美伯利恒合同。与美国签订伯利恒合同虽意在“联美制日”，但清政府为了获得美国所谓的帮助，不惜将一国之海军命脉系于他国，这种做法无异于“引虎拒狼”。伯利恒合同虽是由美国政府及军方促成的，在形式上是由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与清政府签订的，美国这种“谨慎”的态度也预示着中美在联合“制日”上的不确定性。
由于中美间加强了在满洲等问题上的合作，日本内阁在1908年调整了对华方针。在所谓“中日亲善”政策下，日本采取争取清政府的军舰采购订单、接收清朝海军留学生、协助清政府培养海军人才等措施，“积极”参与清末重建海军活动，企图以加强中日关系为名，疏远日益拉近的中美关系。清政府虽推行“联美制日”策略，但也并未拒绝接受日本伸出的“橄榄枝”。
面对清政府重振海军的渴望和努力，美日两国都“积极”参与中国海军的重建，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在华竞争。面对日本在满洲不断扩张带来的威胁，清政府的外交重心偏向了美国，并促成了伯利恒合同的签署。然而，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清王朝覆灭，合同的细节问题也未来得及商定，因此，伯利恒合同并未真正生效。
二、伯利恒合同的修订及引发的美日交涉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继续推行“联美制日”策略。威尔逊当选总统后，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也因此赢得了中国的好感。1913年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公使保罗·Ｓ．芮恩施到达中国后，积极主张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坚决维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1913年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在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威廉姆斯时询问美国对伯利恒合同的意见。威廉姆斯随后请示美国务卿布莱恩并建议美国能继续履行合同。1913年11月，北洋政府水利总长张謇在与芮恩施会谈时明确表示，民国政府非常愿意批准之前的合同。在了解到中国对伯利恒合同的积极态度后，美国开始向北洋政府提出履行伯利恒合同的建议。伯利恒钢铁公司也希望中华民国能认可之前的协议，为此派其副董事长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前往北京与中国海军总长刘冠雄进行会谈。约翰斯顿后来察觉到，与订购军舰相比，中国此时对建造海军基地更感兴趣。在考察了上海附近的江南海军码头和福州的海军设施之后，约翰斯顿认为福建省三都澳是海军的最佳基地，于是提出此前合同里的贷款可以用来支付海军基地建设需要的武器装备。
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积极态度推动了谈判的进展，在对原伯利恒合同的内容进行修订后，1914年3月9日，约翰斯顿代表伯利恒钢铁公司与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签订了新的伯利恒合同。这不仅仅是对原合同的续签，而且是中美在海军合作上的升级，无异于一个新的中美海军合同的签订。伯利恒合同被续签后，美国将在福建建设海军基地、中美建立同盟关系等谣言很快出现，日本亦借此向中美提出交涉。中美之间虽然达成了海军合作的协议，但所谓的美国在福建建立海军基地，甚至中美结盟说法，不过是中国的敌人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出来的。
1914年续签的中美伯利恒合同实际上是一份披着商业外衣的海军合作计划，如果这项合作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不仅可以在福建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大大增强。中美的海军合作与日本既定“大陆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日本也必然会加以干涉。美国在福建建立海军基地等谣言为日本干涉伯利恒合同提供了借口，而日本对伯利恒合同的反对又成为了其进一步侵华行动的开始。
三、伯利恒合同与“二十一条”提出后的美日外交博弈
伯利恒合同修订后就传出所谓中美结盟的谣言，从而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也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趁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从内容来看，“二十一条”中很多条款不仅是直接针对伯利恒合同的，而且在扩大在华权益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将伯利恒合同的修订看作是中美针对日本的结盟，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通过“二十一条”阻止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进而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美日围绕“二十一条”的博弈也随之而来。
由伯利恒合同引发的在福建问题上的争议也成为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美日外交博弈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对“二十一条”中涉及福建的内容表示了反对，认为日本的做法不仅会破坏中国的独立地位，也危及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却认为日本“二十一条”中提出关于福建的条款是由伯利恒钢铁公司参与中国三都澳港口改建计划后所产生的不安导致的。日美虽仍有分歧，但在保证美国在福建的商业利益方面双方达成了一致。1915年5月25日，中国被迫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并进行了换文。美日在伯利恒合同引发的福建问题上的外交博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
对中国来说，伯利恒合同是清末民初推行“联美制日”的产物。在主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清末民初推行的“联美制日”策略不仅没能获得美国实质性的援助，反而刺激了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中国“联美制日”不成反被日本所制。中美以伯利恒合同为中心的海军合作最终以失败收场，清末民初中国重建海军的努力最终沦为了美日在华博弈的牺牲品。对美国来说，伯利恒合同则是其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产物。伯利恒合同反映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打着维护中国领土主权、行政完整的旗号扩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进而霸占中国市场的实质。对日本来说，伯利恒合同是其扩大对华侵略的“绊脚石”。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目的不仅是企图通过对伯利恒合同的干涉阻止美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更是为了巩固其既得侵华利益并加以扩大化。日美两国为了各自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后来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达成了妥协。伯利恒合同这块“绊脚石”最终变成了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垫脚石”。
伯利恒合同的签订加剧了远东地区的国际矛盾。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成为双方由日俄战争时的合作逐渐走向竞争乃至对抗的重要标志，也由此揭开了两国长达三十多年对抗的序幕。由于美国的妥协，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后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远东地区相对平衡的国际关系被打破了。围绕着各自在华利益，日美之间掀起了一系列的竞争，两国争夺中国主导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中叶，并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远东格局。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