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二战后远东局势不稳，伴随着中国内战的进行，美国也摸索着恰当的外交政策。随着美国在华调停失败、国民党内战失利与冷战序幕的拉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也进行着一定的检讨与反思。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新政权对苏联“一边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远东的挫败使美国共和党加大了对民主党保守外交政策的指责。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免职事件更使反思风潮达到高峰。要不要重视亚洲，是否援助蒋介石，对台湾采取何种策略，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有哪些危害等等，都是美国当局反思战后对华政策的焦点问题。通过反思，美国提高了对亚洲的重要性的认识，决定维护蒋介石当局的稳定，提高台湾“有限”重要的级别，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更注意“两党协调”，对后来的局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对是否应重视亚洲的争论
二战发生以后，美国逐渐向同盟国倾斜，并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完全放弃了孤立主义的政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海外的竞夺，谋求世界霸权。从经济利益、安全因素等方面权衡，美国政府中的主流看法认为欧洲比亚洲重要，应该在欧洲倾注更多的援助，以换取相应的利益。在重欧轻亚的基调下，面对国民党的败局，美国政府不主张过多介入东亚局势。对于国民党政府急切争取援助的愿望，美国强调求助者须先自助。美国强调自助的观点在不同年代或多或少皆有提及，但在1948年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阶段恰恰是国民党走向失败而美国有意“放弃”国民党的时期，强调自助在某种程度上是拖延、观望的借口。
然而，在国民党在大陆走向失败的过程中，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台湾的战略地位一直为美国军方所强调，他们认为不能忽视中国，台湾不能落入敌对者手中，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观点在1948年除了促成援华法案的通过之外，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对援华问题的基本看法。随着1949年国民党大失败，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被指保守消极，受到激进反共者的攻击。1950年1月，援韩法案被国会否决，这是十年来美政府所提援外法案第一次遭受重大失败。反对者所持主要理由是美政府对中国既无积极援助抗共政策，援韩徒费金钱。1950年9月中下旬，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仁川登陆，在朝鲜半岛击退朝鲜人民军，赢得巨大声望。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为纾解现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饱受的质疑之困，10月，杜鲁门约麦克阿瑟面谈，希望亲聆麦氏主张，作为政纲参考，以利选举。据报杜鲁门聆听麦帅对亚洲与远东意见后，颇为动容，拟采欧亚并重反共政策。然而，杜鲁门此时的姿态未能根本改变民主党困境，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在议员选举中并未取得明显优势。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当选参议员，11月10日在记者会中建议新议院重新考虑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声称对当局偏重保卫欧洲政策“颇多疑窦”，反对以欧洲为美国第一防线，主张在太平洋外围建立包括台湾在内之远东防线。
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很快发生改变，在与中朝军队的艰苦对决中，美国政府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在远东指挥作战的麦克阿瑟并未严格执行美政府打有限战争的政策，派侦察机飞入中国领空。1951年4月，杜鲁门将麦克阿瑟撤职。麦克阿瑟撤职事件在美国引起轰动，杜鲁门的支持率骤降，一些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国会则进行了一场持续数日的大辩论。
1951年五六月间，美国参议院军事及外交委员会联席密会，对远东政策进行了集中讨论，邀请相关要员在会上阐述对美国外交政策及中国问题的看法，检讨得失。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制定了新的亚洲政策，明确指出亚洲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若不能控制亚洲大陆，美国将无法使用澳大利亚和中东之间以及美国和印度之间最直接的海空航线，这将在中东等边境地区及西欧产生灾难性的心理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在战后几十年中一直沿用“重欧轻亚”的政策，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有东移趋势，但至少到21世纪初“重欧轻亚”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笔者无意推翻这一观点，也无意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做一结论。然而，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科学地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要辩证地看待问题。1949年中国大陆建立起亲苏政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朝军队在朝鲜半岛显示出顽强的战斗力，一连串的事件令美国不得不反思过去几年的远东政策，以重视亚洲的基本判断为出发点，重新制定其亚洲政策。正因有此调整，美国改变了1949年冬到1950年夏的对华态度，放弃了“从中国脱身”的想法，积极投入中国的台海冲突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认为应尽一切可能影响中国人民，使之反对共产主义领导；在中国境内外培养和扶植反共分子；激化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一切可行的手段在中国内部制造裂痕。美国放弃“脱身”政策，深度介入中国内政，并对中国采取直接战争之外的各种手段以施加影响，这一做法延续多年。
二、美国对是否援蒋的争论
自抗战时期起，争取美国援助便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件要务。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在1948年后明显地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在国共谈判、政府改组等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国政府不无龃龉。是否援华以及是否援助蒋介石的政府，成为美国内部争论不休的议题。这一议题在国民党当局撤退至台湾后，便自然地成为是否援助台湾的问题。援助台湾与援助蒋介石在字面意义上并不等同，但因蒋介石此时已在台湾确立不二地位，“援台”与“援蒋”在实质意义上又几乎是等同的。美国对蒋介石的看法在相当意义上决定着美国的“援台”政策。
蒋介石执政下党政军的腐败低效一度令美国政府大有失败之感，故美国政府曾以长篇大论的白皮书为自己辩护，将过错推给国民党和蒋介石。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内，“不干涉”中国内战的倾向在美国政府中占据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大约五亿人口加入了苏联阵营。朝鲜战争加重了美国对远东格局的忧虑，战争中每一次的困境、美国士兵伤亡的增多都为在野的共和党提供了攻击民主党的助力。1950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国会大选，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舆论宣传即已展开。一边以远东之紧张局势攻击民主党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一边布置阵容宣扬政绩、驳人攻讦。美国对华政策的检讨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中变得浓郁，又因麦克阿瑟免职事件达到高峰。在冷战态势之下，蒋介石的功与过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份成为一面反共旗帜，他的存在变成了一种象征。此后，为尽可能减轻美国的负担，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台湾作为太平洋链条之一环的作用，美国认为应维持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稳步增长。在不致使美国卷入战争的限度内鼓励台湾当局维持现有地盘，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增强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凝聚力。
1951年12月，美国中情局长应对时局，提出了“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心理上加强台湾作为反共基地”的政策建议。这一建议在1952年3月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和肯定。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应该承诺提高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声望，应派出官员推动国民党当局进行军事和行政改革，并且这种改革应该是尽可能加强而不是削弱国民党当局的领导。在反思战后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台湾当局和蒋介石的权威被美国政府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加以考量，并在政策层面给予强调和规定，避免1949年那样落井下石的做法，从而维持台湾的稳定。在美国看来，这是对抗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张的重要环节。也正是由于这一政策基调的确立，台湾当局对美国虽然多有依赖，却在一些问题上仍有抗争的余地。
三、美国对台湾战略意义的判断及对台策略
1948年冬，国民党当局才有较为明显的迁往台湾的动向，而这个时候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败局已几乎不可逆转，美国对亲美政权的大失败已开始了反思，因此，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与确立实际上是伴随着批判与反思开始的，与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对战后政策的反思有所差别，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反思下的纠正”。但随着局势的变化、反思的推进，美国的对台政策既有某些方面的继承，又有不断的调整，甚至有巨大的逆转，这实际上也是反思的联动效果及影响表现，同时，细查之下，同样有若干“反思下的纠正”的节点呈现。
1948年冬到1949年春，美国政府定下了对台策略的基调，这个基调大体持续到1950年中期，那就是以外交、经济手段为主，以小规模而隐蔽的军事手段为辅援助台湾。基于以上判断，以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抵制共产党对台湾的影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最有价值的方案。
尽管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对美国来说极为不利，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对不建议美军直接占领台湾，因为那样将意味着相对大的努力与代价，美国也不认为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取得美国在台特殊权利是抵御共产主义渗入台湾的好办法，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试图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美国认为，在台湾展示军事力量，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且不利于美国对苏联干涉东北、新疆行为的攻击。避免对台湾提供公开的军事援助和承诺，是美国的政策倾向，但美对此又是留有余地的。
既然美国不打算直接占领，是否意味着准备支持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呢？对于此点，美国的意见是相当模糊甚至是负面的。由于1949年美国对台湾战略意义的判断大体是认为“不足以”令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故1949年年底及1950年年初美国高层几次关于台湾的态度表述，主要倾向都是说明台湾防务与美国无关。然而，也正在此时，援台问题成为美国政争问题，且争论日趋激烈。6月，朝鲜战争爆发，客观上提高了台湾的战略地位。1952年3月，美国的政策性文件指出，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以确保继续使台湾作为美国可能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支持在台湾的友好政权，使它与美国“牢固地保持一致”。
要之，随着远东局势剧变，美国在反思心态下提高了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从不予以公开军事承诺到公开承担对台湾和澎湖的防务责任。同时，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从有意减少官方联系和责任牵连，到明确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反共行为，并着力提高国民党当局的声望和地位。当然，美国这一系列改变是冒着遭受舆论谴责的风险的，这也是1949年下半年美国有意“脱身”的原因之一。为给自己的干涉行为寻求合理解释，美国称台湾地位“未定”，并通过操弄对日和谈，仅在对日和约中规定台澎由日本“放弃”，从而使台澎地位成为“问题”。但也应看到，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承诺不是无限制的，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在不牺牲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情况下，设法避免与苏联发动全面战争”，在此框架之下，美介入台海冲突，谨慎遵守不过度挑衅原则，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因为美国有拖延与“求和”的心理，却又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几年后中美之间开始旷日持久的大使级会谈。
四、美国对雅尔塔密约的检讨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及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二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原则，形成了对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的“雅尔塔体系”。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会中部分内容侵犯了中国权益。会议形成的三份文件中，“雅尔塔协定”没有立即公布，其他国家并不知情，故有“雅尔塔密约”之称。
1947年１月，蒋介石要求马歇尔转达美国总统，雅尔塔会议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关于中东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的决定，引起了极大震惊，中国人民无法理解。10月，在司徒雷登的陪同下，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与蒋介石商谈美援问题时，蒋介石不止一次提到，由于雅尔塔密约，东北困境的造成是美国的责任，如果中国国民党最终被击败，那不是因为苏联或中国共产党，而是因为美国未能在战争中提供中国迫切需要的援助。1948年11月初，立法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普遍认为雅尔塔协定导致调解努力和援助不足，当前中国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咎于美国。为了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所持理由就是，美国应为雅尔塔密约以及试图在中国组建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负责。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向美方送去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官方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八年抗战，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雅尔塔协定及美国将中共视为土地改革者。在国民党退台前，美国部分人士已开始向政府表达对雅尔塔协定的担忧。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满，尽管美国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打算反悔。1946—1947年，面对苏联扩张带来的威胁，美国政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一种是允许斯大林在东欧拥有势力范围从而与苏联达成和解。两种意见并存，是因为苏美的战时同盟关系还没有完全结束，冷战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对于雅尔塔协定造成苏联远东优势这点，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51年夏的反思高潮中，得到美国政军高层部分人士，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者的认同与呼应。
可以看出，1949年与1950年的远东变局令美国意识到自身错误，开始反躬自省，而在此之前，美国对苏遏制的思想虽然已经产生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美国并未深刻检讨雅尔塔密约的错误。国民党政府以雅尔塔密约和马歇尔调停为由，指责美国，要求其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负责，负责的具体表现当然就是美援。在美国看来，这就是一种说辞，一种换取美援的手段，这使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控诉显得苍白无力。在美苏战时同盟矛盾加深并最终分裂的过程中，美国也意识到雅尔塔协定的危害，这种由内而发的自省往往比由外而加的指责有效果得多。当然，也应看到美国反思雅尔塔协定的主导思想是纵容敌人导致了自身的被动，而非其他。虽然有人基于友华大义指出雅尔塔密约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出卖，对大西洋宪章的损害，对开罗宣言的践踏，但这种声音除了在正义性的表达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外，大多只是一种背景音或调味剂。这从美国在对日和约的实际作为中可见一二。1951年，美国将苏联排除在外，单独主导所谓对日和约，并在９月的签字稿中规定日本放弃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未规定其归属。此点是对雅尔塔协定的否定。然而，对于台湾和澎湖的归属问题，美国亦如法炮制，仅言放弃，而不规定其归属，不符合开罗宣言精神，亦未显示任何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尊重之意。
美国虽然懊悔当初过度许诺，却无法收回苏联因雅尔塔协定而获得的利益。表面来看，对于雅尔塔协定的反思，其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剧美苏对抗态势方面。为与苏联对抗，改变以往因妥协而造成的被动局面，美国在1949年春与欧洲11国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又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订立区域安全条约，相继有美菲、美澳新、美韩等各约出现。但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对抗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的对苏政策虽在不同情势下有不同的表现，但两大阵营的对峙已然呈现，并日益紧张。与其说反思加剧了对抗，不如说反思只是对抗的一个附属产物。
就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而言，这种反思大大促进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靠拢。民主党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使两党意识到外交政策不应由一党制定，而应两党协作决策。这种对外交政策的反思甚至影响到对内政路线的采择，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政后，政策多采中庸之道，为共和党左派与民主党右派所共同赞成。
以往的研究或忽略中国内战及朝鲜等周边局势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或过于重视1949年美国对华白皮书为标志的“弃蒋”与“弃华”政策，对其进行反复解读。在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各自为政”、断代分明的研究现状之下，美国对战后对华政策的反思未能有一个完整的呈现，或只注意到反思的只鳞片爪，或只注意到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转变，放大朝鲜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造成学术研究的遗憾。朝鲜战事发生后，美国舰队开赴远东，美军参与“联合国军”登陆朝鲜半岛，美国开始强调对台湾的“责任”，随后又干预越南战事及对北越进行长期战争……虽然仍然不难找出若干例证来证明在美国的优先级上欧洲第一的状态并未改变，但是亚洲是不能放弃的这一点也已被明确地证明。朝鲜战争是美国远东政策“转身”的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志，这一点是可见的事实，可是，若只见其转身，而未察其转身之势早已在酝酿之中，无疑是不足的。美国对失败的反思并非从国民党退台之日或是朝鲜战争发生之日才开始，而是早早就在进行之中。1949年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虽然历经多次讨论与修改，站在为数并不算太少的反对者的立场来看，却不能不说它是个突兀的历史产物。当然，它顺理成章地增强了反对者的声势。
即便在1949年下半年“弃蒋”的心理之下，美国也没想放弃台湾。只不过，美国将台湾置于有限重要的位置，选择了有限的手段试图避免台湾沦入敌人之手。朝鲜战争的发生使决策者意识到需要提高限制的级别，这个级别的上限就是美苏或美中的全面战争。在1951年的政策性文件中，美国提到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中曾有关于台湾应在战后归还中国的承诺，但又为自己辩白说在开罗会议时并未考虑到将台湾交给一个“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政府，也就是以正式文件表明了准备继续食言的态度。此后，虽然美国避免在远东与中苏发生正面冲突，不进行可能挑起全面战争的挑衅，但也不准备做任何重大退让。在美国看来，台湾和澎湖关涉美国利益，不能放手。因此，美国以各项援助帮助台湾提高防御能力和经济水平，维持台湾的稳定和发展，阻止两岸统一。台湾问题延绵至今。
概而观之，美国对战后对华政策的反思过程是两种力量的博弈过程。这两种力量一种是 “收”，一种是“放”，也就是美国多大程度上扑进亚洲事务里来的问题。麦克阿瑟被免职事件是两种力量博弈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事件，“收”的力量虽然一时占了上风，却也迎来无数责难与挫败。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美国当局认识到“收”与“放”需要兼顾和相互制衡，只顾一端不可取，“两党协调”才是最适当的决策机制。此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激进者的言论虽在竞选时能够发挥一时作用，却往往不能为新政府所采择，这使美国历任政府的远东政策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较多的连贯性与一致性。作为远东政策重要环节的对台政策，美国参政者们虽因个人经历等原因而易持极端观点，但最终政策其实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党派色彩。不管何党执政，我们很容易从政策文件中找到在野党的主张或是各种观点调和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反思的效果之一。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