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丛苍；曾丽；祁翔，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哈民忙哈遗址和庙子沟遗址是考古发现古代瘟疫遗存的典型案例。已有研究从人体的死亡年龄段较年轻、死亡率较高、人骨堆积杂乱及房址内日常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保存状况良好等方面判断，两处遗址的居民多属于非正常死亡，应为瘟疫的爆发而造成的。而从医学考古学的视角对相关遗存再作解读，发现在史前时期为应对肆虐的瘟疫，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隔离区设置；人们采取以掩埋、火燎和置尸于房址窖穴等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为主的方式，对瘟疫遗尸进行处理，防止疫病的扩散；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可能被用于疫疾救治；还可能通过祭祀的方式以祈求神灵保佑、祛除疠疾。通过以上遗址中隔离区的设置、疫病尸体的处理、疫病人群的迁入、隔离人群的照看及医药救护的情况，可以发现史前人们在抗疫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抗疫管控措施，此或可视为中国隔离治疫的雏形。
一、古代瘟疫遗存的两个典型案例
哈民忙哈遗址。2010年至2014年经考古发掘，共发现该遗址房址74座，其中多座房址的居住面上发现有人骨，每座房址中人骨数量少则1人，多者达97人，以10—22人为多见。其死亡平均年龄为26.98岁，死亡年龄段集中在壮年期、中年期和未成年期，人骨未发现明显的创伤，亦未见疾病导致的骨骼变异现象。关于哈民忙哈遗址为瘟疫遗存的认识，学者们主要是从人体的死亡年龄段、平均死亡年龄之年轻（26.98）、高死亡率、人骨堆积情况及出土玉器情况等方面判断，其属于非正常死亡，应为瘟疫的爆发而造成的。
庙子沟遗址。庙子沟遗址共发掘房址52座。发掘者认为出土人骨的房屋居住面和房址内外窖穴，很明显并非是专门用来埋葬死者的墓地，是人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用房址内外的窖穴当作墓地的。有些埋葬坑中，有的人骨排列较有序，常见把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一次性地葬在房址外的长方形窖穴中；有的则显得草率而杂乱，人骨方向不一、上下叠压地胡乱弃置在长方形大型窖穴内等。这些尸骨的埋葬位置和埋葬方式，显然不属于正常埋葬，很可能是瘟疫的发生所造成的。
二、两个瘟疫案例的再解读
定点隔离。先秦时期，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有所认识。哈民忙哈遗址的情况显示，这里当时可能已经采取了针对瘟疫人群而设立隔离区的措施。即划定出特定的区域，将患有瘟疫的人群集中搬迁于这一区域，进行集中隔离，设置一定的间隔地带，以防止其他区域的人群被感染。这是很有可能的。在隔离治疫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可能出于本能会有意识的避开疫病者和疫病区域，以确保自身健康。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多，为防止更多人员被感染，于是就将这些疫病者集中于一个特定区域，由此便形成了一定的隔离区。从人口估算的角度看，哈民忙哈遗址人口的数量大约为518人。
此外，哈民忙哈隔离区的房址中发现有大量器物，平均每座房约26.56件，主要为成组生活用具和成套生产工具，大多数器物保存较好，可能是出于满足瘟疫患者的日常生活，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
庙子沟遗址并未发现类似的隔离区。遗址及其周边亦未发现相关墓地，人骨主要见于聚落中晚期房址、窖穴和灰坑中。观察聚落晚期的布局，这些遗尸处理点并不集中，而是比较分散。这似乎表明此区域的先民相较哈民忙哈先民而言，还未形成那种隔离抗疫的意识。
综上所述，哈民忙哈瘟疫遗址居室内发现死亡人群的房址位于聚落边缘，分布相对集中，平均人口较其他房内人口密集，并且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具较其他房址所出者为多，集中发现于居住面上，多分布在居室四周近穴壁处，放置有序，是为瘟疫患者生前的定点隔离之所。似乎可以推断，隔离抗疫的萌芽或那个时期已在此地区产生。
瘟疫的发生会导致人的大批死亡。尸体堆积未及时处理，也会产生并聚集大量病菌，导致疫病的扩散传播。从考古发现的瘟疫遗存看，对瘟疫遗尸的处理方法主要有掩埋、火燎和置尸于房内、窖穴等相对封闭的空间等。庙子沟、哈民忙哈遗址房址中皆发现有瘟疫遗尸。
从庙子沟遗址的聚落布局看，并没有发现相对独立的墓葬区，人骨有的埋葬在房址外围的窖穴内，这些窖穴多围绕在埋有人骨的房屋周边。窖穴内人骨埋葬葬式不一，以侧身曲肢者较为多见，仰身直肢者最少，尸骨姿态各异，与正常死亡埋葬者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尸骨一般都位于窖穴的角落或一侧，很可能不属于正常的埋葬。这些窖穴的年代与出土人骨房址的年代一致，均为庙子沟晚期遗存。所以，这些室外窖穴很可能是短期内掩埋瘟疫尸首的场所。该遗址房址内也有人骨的发现。据统计，有人骨的房址数量在遗址晚期房址中所占比例近半。从尸骨的位置及姿式分析，有的在居住面上，有的则在灶坑、窖穴之中，每座房址中发现的人骨数为1—3人，性别不一。人骨头向不统一，葬式杂乱。有的尸骨可能存在简单的埋葬过程。但随着瘟疫的肆虐，人们只能仓促胡乱地将尸体置于居住面上，房屋也随之废弃。总体来看，这与史前时期的居室葬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尸骨应为生活在相应房子中的瘟疫患者。
在哈民忙哈遗址中，被发现埋有人骨的房子中有火烧痕迹，这些房子均集中分布于遗址的东南部，没有埋人骨而有火烧痕迹的房子临近埋人骨房址的西北部，呈西南—东北方向分布，似乎形成了一道隔离区与正常活动区之间的界线。上述火烧痕迹很可能与火燎除疫有关。
瘟疫发生后，采取一些医疗救护措施是必须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医疗水平会有所差异。哈民忙哈遗址中有大量药用植物的发现，这些药物很可能即是用于治疗瘟疫患者而遗留下的。有关庙子沟遗址周边古环境的研究，对邻近的大河湾和大坝沟遗址进行孢粉分析，也发现有蒿、藜属以及麻黄。这些植物都具有药用价值，不排除庙子沟人群使用这些草本治疗瘟疫的可能。
中药中用于防御瘟疫的药物基本都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而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这些药物以及庙子沟遗址周边植被也多具有这一功效，这些药物很可能被该聚落人群用于治疗瘟疫。
此外，在哈民忙哈遗址成组出土有６件骨针，这些骨针并没有针眼，且尖部锐利，有的两端磨制呈尖刃，其或可为医用针具。该针具形制不一，应是能够实现针刺、泄血等多种功能的针类配备。哈民忙哈遗址中还发现有骨针筒，其内可见四五根长条形骨片，骨片细长，尖部锋利，但因无法观察全貌，不能确定有无针眼。其作为装医用针具的针筒是可能的。
祭祀驱疫。对于疾病的产生，古人常认为是疠鬼在作祟。中国古代医学源于巫术，在此观念下，对于疾病的发生，虽然人们能够根据经验运用药物进行简单治疗，但是用巫术、祭祀等方法驱散疠疫之鬼仍是被信奉的驱疫之法。哈民忙哈和庙子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应该就有祭祀坑存在。在哈民忙哈遗址中，一些坑穴中见有较完整的动物骨骼。较完整动物骨骼的埋置，表明其与一般的灰坑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作为在鬼神观念驱使下为祛除疾病而造作的祭祀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哈民忙哈和庙子沟遗址所处的史前时期，并未形成和出现较为完整的医学体系及医疗人员，人们只能从生活经验中积累一些简单的医药方法实施对疾病的救治，出于瘟疫的发生是由于疠鬼在作祟的认知，人们往往还会采用祭祀的做法来求得神灵保佑、驱邪祛病，是可以理解的。
疫情管控。面对瘟疫的发生，当然医疗水平是防治的硬核因素，但是在传染性极强的瘟疫面前，管控机制自不待轻。哈民忙哈、庙子沟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前人们抗疫的一系列动作，目前可推知的就有隔离区设置、疫病尸体处理、医药救治以及巫卜祭祀，这些措施若缺少了一定的管控，是难以实现的。哈民忙哈遗址中隔离区的设置、疫病人群的迁入、隔离人群的照看及医药救护治疗，此或可看作中国隔离治疫的雏形。尽管隔离治疫的早期阶段，人们可能多是出于本能而避疫，但瘟疫隔离观念和防护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在相应的权力运行保证下方可实现。
对于疫病尸体的掩埋、火燎，也是如此。庙子沟遗址中对于疫病尸体多埋于室内、外的窖穴，若没有相关组织管理，难以对遗尸形成统一的处理方式。而医药救治、祭祀驱疫这些抗疫过程中重要内容的实施，同样离不开组织管控的定力。
哈民忙哈、庙子沟两处与瘟疫相关遗存的典型性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揭示了其所反映的隔离区设置、疫病尸体处理、医药救治、祭祀、管控实施等抗疫活动，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认识基础。
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