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中国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受灾国，但史学界对中国疫情的研究非常薄弱。既有关于中国疫情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均较单一，不能反映疫情全貌，且存在明显误判。故需要结合当时中外报道、医官报告、海关史料、日记、地方志等材料，重建疫情在华传播图景。整体上，中国经历春秋季两波流感疫情，其传播路径主要依赖铁路、航道和驿道系统，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是疫情向全国扩散的中心，而其他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则是疫情在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通过南满、京奉、京汉和沪宁等铁路线迅速传播，将疫区由点串成线，同时借由内河航道和驿道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幸运的是，第一波疫情并未波及重庆以西地区，且程度较轻，死亡率较低，惟因症状“新”“奇”而备受舆论关注。相较之下，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传播，疫情范围远超第一波，甚至深入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同时，第二波疫情的疫势亦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各省均有大量死亡病例报道，且呈现乡村疫势远甚于城市的特点，两者粗死亡率相差近十倍之巨。整体上，第二波疫情导致全国死亡人数的保守估算至少在360万至450万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考察1918年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亦需考虑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实际影响。事实上，此类变动的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性。在国际因素上，俄国革命与黑龙江、新疆等省份的疫情传播关系密切，日本远征军的军事调动则是东三省疫情传播的关键因素，而中越、中缅间的跨国贸易网络则是云南疫情的主要源头；在国内因素上，南北交战和山东匪患加剧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并大大提升了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人口流动频率，从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文章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了1918年中国流感疫情的各类中外史料，详细地考辨了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的具体路径和范围，重估疫情严重程度，并着重考察各种变动的国内外因素对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影响，进而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1918年流感疫情在华传播图景。通过文章的梳理和考辨，希望能为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比较和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
一、第一波疫情的扩散
结合临床和实验室手段，全球最早的确切流感病例发现于1918年３月５日，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处军营。稍后，越来越多的流感病例在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等地相继出现。结合临床诊断和实验室检测，最早观察到中国流感疫情的是“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专业医学人士。该处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防疫机构，并曾主要负责1917年秋冬暴发的山西肺鼠疫防疫工作。1918年４月初，防控肺鼠疫的首席专家伍连德及其助手陈永汉分别注意到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出现全新的传染病疫情。该病在哈尔滨迅速呈现地区性流行趋势，所幸的是，该流行病症状较轻，很少引发呼吸道并发症。最终，两人诊断传染病系流行性感冒，并排除肺鼠疫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受俄国革命风潮影响，哈尔滨疫情并未沿着铁路线迅速向南扩散。自1917年年底以来，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潮蔓延到“中东铁路”沿线，“中东铁路”瘫痪，哈尔滨和长春之间交通阻隔，故无法通过“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将长春、沈阳、大连和北京等重要城市连接起来，极大地延缓了疫情的扩散。
5月下旬，流感蔓延至京津地区，并成为全国性疫情暴发的标志。自流感在京津暴发后，疫情蔓延甚速，旬日间便传遍京津两地，对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比京津两地稍晚，长春、抚顺等“南满铁路”沿线城市于5月底也相继暴发疫情。南方各地最早记录流感疫情的是温州、上海、香港三地。相较温州和香港，上海疫情记录要明确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流感疫情初起时，时人均无意将其与京津地区的流行病联系起来。针对传染病，受西医训练的中外医官均强调疾病命名的准确性。而对浸润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华人来说，显然更倾向用病症来统摄疾病的命名，故多以“时症”“时疫”称呼流感疫情。此种统称强调传染病与时令、方土的密切关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性，故亦无意将京沪两地流行病联系起来。
不过，当上海流行病最终被确认为流感后，中西医学的思维差异便明显体现在疫情报道上。６月６日，斯坦利结合临床诊断和实验室检验，正式将上海“神秘的流行病”确诊为“流行性感冒”，指出其与京津同属一病。对此结果，在华西人开始推测沪上疫情的起源。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申报》《民国日报》等报道均集中在流行病在上海的蔓延和影响上，并将之纳入“时令病”的范畴。
６月初，流感疫情在东北、华中和华南诸省纷纷出现，呈现多点暴发的趋势。彼时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之间激战正酣，南北双方交战前线均暴发疫情，北军军士感染甚多，故不得不设临时医院以便疗养。在６月初的疫情传播中，鄂湘两地因处南北交战前线，人员流动频繁，疫情更显复杂。北军患病的消息由北洋要人透露，南方各报极力渲染。然而，南军显然也受疫情影响。
自６月上旬开始，疫情主要沿着铁路线迅速蔓延，流感疫区亦由点而串成线。在江浙两省，疫情沿着沪宁铁路迅速扩散。除铁路线，疫情亦通过航路和驿道迅速推进，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从相关史料看，疫情在７月之后开始呈现两个趋势。一方面疫情继续向内地蔓延。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看，疫情有明显消退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医学报告和新闻报道均强调此波流感疫情虽蔓延甚速，症状奇特，然死亡率极低，故于性命多无妨碍。然而当1918年秋流感再度侵袭中国各地时，无论是疫情传播范围、持续时间还是严重程度，均远远超出第一波疫情。
二、第二波疫情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第二波疫情初发于浙江温州和绍兴两地。稍后，温、绍两地的流感迅速在浙江省内蔓延。除本地报纸的零星报道，全国舆论对浙江疫情的关注明显滞后。疫情报道滞后颇能说明新闻报道往往忽略常态的现象，从而加大追溯第二波疫情扩散路径的难度。事实上，经过第一波疫情的侵袭，报纸明显对第二波疫情的初起不甚注意，直到疫情加剧后才关注疫情严重的地区。10月下旬，当浙江疫情明显恶化后，各报才突然开始大规模报道全国各地疫情消息。并且，与第一波报道侧重“传染速”“传染众”等“奇症”不同，第二波疫情报道明显更强调死亡多的惨象。
长江以南诸省中，浙江疫情暴发时间最早且程度较烈，其中，绍兴所属乡村疫势尤甚。稍后，余姚、嵊县、诸暨等地疫情也迅速恶化。对照之下，绍兴城内疫情要显得稍轻一些。不过，除疫情最烈的绍兴外，浙江省内各地疫情严重程度也有明显区别。与浙江疫情的惨烈相比，苏南地区除松江外，其余各地疫势相对较轻。同时，流感溯江而上，迅速侵袭芜湖、九江、武汉、岳阳、宜昌、万县、重庆等长江沿线城市。芜湖和九江城区疫情较轻，两地海关贸易报告未记载流感。武汉三镇的情况也类似。
通过长江中游各重要口岸，流感主要沿着水陆交通网在湖南、江西两省蔓延。10月下旬岳阳暴发疫情后，平江、湘阴、长沙、醴陵、衡阳等湘江沿线城市纷纷步其后尘。江西疫情相对较轻。九江疫情顺着南浔铁路和鄱阳湖水网，逐渐蔓延到南昌。除九江和南昌两地，江西没有其他有关流感的确切记录。两广地区的疫情则以广州为中心，通过珠江水系航道向四方扩散。广州疫情极可能通过广九铁路来自香港，但也不排除通过轮船自上海输入的可能性。通过西江航道，广东疫情逐渐传至广西地区。云南疫情主要自境外传入，故值得注意。云南偏居边陲，经济交流主要通过川黔两省和缅甸、越南两国。揆诸史料，川西和黔西地区均无疫情记录，说明云南疫情极可能自境外而来。
除上述各地，福建虽遭流感波及，但疫情程度明显较轻。而台湾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疫情主要在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体中盛行。
三、第二波疫情在长江以北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相较江浙地区，长江以北地区疫情暴发要晚一些，最早记录流感疫情的是山西洪洞和山东泰安两地。稍后，京津地区相继出现流感疫情，正式拉开流感在华北地区迅速蔓延的序幕。以京津为中心，华北疫情迅速在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扩散。在直隶地区，京汉和津浦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在11月初几乎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流感疫情。京汉线沿线等处疫情尤甚。津浦沿线则以沧州疫情最为严重。此外，疫情亦深入直隶、察哈尔和热河内地，且程度甚烈。晋中地区疫情主要通过京绥和正太铁路输入，并与晋南地区的疫情汇合后蔓延全省。
东三省疫情因关涉复杂的国际形势，尤需仔细推敲。1918年8月，日本组成庞大的远征军，借道东北向西伯利亚推进，试图将俄国革命遏制在赤塔以西地区。由于日军行动时间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流感暴发时间多有重叠，故时人多认为东北疫情系日军大量涌入西伯利亚所致。同时，首尔于９月底暴发疫情，故时人亦认为朝鲜半岛疫情乃沿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自东北输入。不过，仔细梳理东三省疫情暴发时间线，便可发现上述观察并不准确。鉴于东北地区主要通过“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与朝鲜半岛相连，但安东和沈阳的疫情暴发时间明显晚于首尔等地，足可说明朝鲜半岛疫情并非自东北输入。此外，９、10月间，“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致使长春到哈尔滨铁路段再次被切断，日本远征军被阻在长春、铁岭一带，无法继续北上。结合长春、沈阳等地疫情先于哈尔滨的事实，可说明东三省疫情极可能同时存在境内和境外两个源头。其中，黑龙江地区疫情主要沿着“中东铁路”沿线，随日军军事调动而蔓延；而辽宁、吉林两地疫情则沿京奉线输入，并通过“南满铁路”向南扩散。
值得注意的是，借助日人调查，可得出东北地区较准确的城乡死亡情况对照，从而补充城乡粗死亡率差异的关键性论述。
与东三省疫情有中俄双重源头不同，新疆疫情则完全自俄国输入。因政局混乱，俄国难民大量涌入新疆避难，最终将流感传入新省塔城、乌苏、绥来、迪化、库车、哈密等地，然后在哈密沿商路向西折返一路扩散至喀什地区。
此外，山东疫情因匪患也显得较为复杂。事实上，山东因匪患基本处于失序状态，除少数主要城市，全省几乎都受土匪侵扰。同时，匪患迫使大量民众迁离故土，颠沛流离，无疑扩大疫情范围。沿着驿道，疫情亦深入到陕甘两省。其中，陕西因南北交战，政局杌陧，疫情多被忽略。陕西疫情程度可能较轻，地方志均未有相关记载。稍后，疫情进一步向西扩散至天水等地，并逐渐向甘肃全省蔓延。至11月，流感已经传遍甘肃全省。河南疫情先在豫南地区蔓延，后跨过黄河在豫北乡村进一步发酵。豫南与湖北接壤，且有京汉线相通，故疫情迅速扩散，几乎无地不染。其中，南阳和信阳地区染疫死亡人数尤多。稍后，疫情扩散至开封、郑州等地，并渡过黄河在豫北地区进一步蔓延。至１１月中旬，流感已经渗透到豫北地区的每个乡村，死亡相继。湖北、安徽和江苏三省均横跨长江，疫情皆自本省长江以南地区传入，且整体上长江以北地区疫情相较更为严重。苏北地区疫情也成持续流行状态。
1918年流感疫情肆虐全球时，中国亦卷入其中。整体上，两波疫情分别于5—6月和10—11月间在中国流行，部分地区疫情延续较久，并且第二波疫情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就疫情传播路径和范围而言，两波流感由区域性疫情转向全国性疫情的标志均以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疫情暴发时间为基准。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扩散。两波疫情均沿着铁路、航道和驿道迅速传播，并以交通沿线主要城市为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二波疫情深入内地程度更甚，广西、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均暴发疫情。同时，国内外局势变动也增添疫情传播的复杂性。同时，“中东铁路”因在两波疫情中受阻严重，客观上延缓疫情的扩散。相反，南北交战和匪患等因素则导致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人口流动甚为频繁，从而加速疫情传播。此外，第二波疫情症状更为严重，且存在乡村明显重于城市的现象。由于民初通讯网络的限制，时人对流感疫情的报道范围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乡村疫情未受到上级政府和民间慈善团体的注意。而在具体疫情报道中，城乡8‰—10‰的粗死亡率往往被视为常态，很少受时人关注。因此，结合当时人口调查数据，1918年全国人口约为4.5亿，保守估算全国因流感疫情死亡的人数约在360万至450万之间。
摘自《重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