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纪念日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制度时间，“五一”节和“三八”节上，大规模的、反复的公共展示所塑造的“劳动”深深地嵌入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塑造人们的观念。本文探索1920-1937年发生在城市的“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仪式如何塑造并传播了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图式，认为仪式打造妇女“劳动”的具体方式有二：一是纳入，通过积极纳入女工、农妇等群体，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主导的这两个纪念日向大众塑造了什么是妇女的“劳动”,并在充满情感的仪式里促使参与者认同“劳动妇女”的主体身份；二是排除，不同党派基于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在“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活动中，通过对“劳动妇女”与“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的不同解读，表达了对妇女“劳动”与“家事”等非“劳动”形式的不同主张，在城市的节日仪式中形塑并传递了以女工的公共劳动为首的现代“劳动”图式。
一、节日仪式中的工人运动起源
追溯节日的纪念起源，就是构筑节日的核心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劳动”概念落地的过程中，“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的起源分别被追溯至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罢工运动和1909年芝加哥的女工罢工。纪念日的起源与国际工人运动之挂钩，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将纪念主体——工人——置于“劳动者”的首位，女工作为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被列为妇女“劳动者”的核心。而劳动节原本与工人运动并无关联，它是欧洲的一个常规节日，被称为“May Day”（五月天）。节日当天，人们在宗教性场所集结并吟唱宗教歌曲。与此类似，妇女节的起源虽然长期与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妇女运动的起源未必全部与女工争取权益有关，更可能的情况是，它源自19世纪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然而，20世纪20年代伊始，劳动节和妇女节通过追溯各自的工运起源，有力地传播了女工是“劳动妇女”先锋，女工的工作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女性“劳动”的理念。
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人数量只占“劳动者”的少数。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其工人数量虽然不断快速增长，但始终未能占据多数。同样，女工数量只占以劳力换取收入的妇女的极少数。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工厂规模远不如上海，因此工人更不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语境里，女工被理想化地论述为中国妇女“劳动者”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群体。
较早诞生的“五一”劳动节首先在节日仪式上追溯了工运起源，把工人阶级及其劳动作为节日的核心纪念对象。早在1913年社会党于新舞台举行的“五一”节集会上，中国工人就是运动的目标对象。可见，即使中国社会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并不支持取消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但在其组织的“五一”劳动节中，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兼国际工人运动的串联，“劳动”与工人运动挂钩，并成为节日仪式中的亮点。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国城市里的“五一”节基本等同于工人运动纪念。每一次的纪念，无论是报纸宣传，还是大规模的纪念仪式，叙述工人运动起源都成为劳动节的首要关键环节。紧随着“五一”节落地于城市的“三八”妇女节，首次公开纪念发生在国民党“联俄联共”的历史大背景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在注意统一战线的同时，宣传和组织上大力发展了劳动运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4年的“三八”节带有明显的苏联和中共的阶级论，它虽然也提倡解决妇女的其他问题，但最核心的聚焦点是以女工为首的妇女“劳动者”。因此它继“五一”节之后，把节日起源设立为1909年３月８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罢工。趁着国民党改组，鲍罗廷夫人第一次向国共两党介绍了“三八”节的由来。鲍罗廷夫人直截了当地将“三八”节称为“劳动妇女节”，指出“三八”节对国民党的重要性。何香凝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广东省妇女部长，更是全身心投入节日的纪念仪式中，把1924年广州的“三八”节办成了第一次盛大的妇女劳动纪念日。这一次破天荒的妇女节之后，该起源说几乎成为每一次妇女节仪式的必备环节。国共分裂之前，无论是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妇女部、中共的妇女运动委员会，还是城市里的社会各界妇女组织，都集合在这一起源说之下。
工人在“劳动”等级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在这两个纪念日的仪式中被普及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经脱离强烈的党派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常识，进入了小学教材，成为城市居民甚至学龄儿童的常识。
二、节日仪式中的“劳动者”等级
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通过操演，仪式进行了形式上的言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仪式通过旗帜、装饰、发传单、唱歌、演戏、演讲和游行等操演，言说着“劳动者”的等级。操演的象征核心仍然是工人、女工，其他不同行业的妇女，农妇、女仆等也偶尔出现于操演中。操演的多寡，预示着“劳动者”群体等级的高低，也预示着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变革中的不同作用。由于这两大节日纪念仪式发生在城市或者城镇的中心繁华地带，因此极大地便利了言说的扩散，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
五颜六色、夺人眼球的旗帜或者装饰是仪式中最鲜明的标记，它们以工人为中心，以农民为辅助。旗帜或装饰把“劳动者”中的这两个最高等级的排序言简意赅地传达给观看仪式和通过报纸媒介了解仪式的民众。除了旗帜和装饰，传单也为工人是“劳动者”核心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纪念仪式上散发的传单方便观看者携带、转发，使得不能到场观看集会或者游行的人也能知晓仪式的内容和诉求。
口号、传单同样传递着女工是“劳动妇女”主体的理念。虽然当时中国的妇女运动既有自由主义的路径，也有社会主义的路径，参与者包括妇女知识分子、基督教妇女团体等，妇女节要处理的“妇女问题”也超越“劳动妇女”面临的问题，延伸至“一夫多妻”“妇女参政”等，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妇女节仪式把操演纪念的对象逐渐收缩至以女工为核心的“劳动妇女”。女工在妇女节仪式中成为妇女“劳动者”的核心之后，其他“劳动妇女”也逐渐进入仪式的视野。这些“劳动妇女”包括农妇、女仆等。仪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各自占据的“劳动”层级。吊诡的是，相比于总人数较少的女工，这些实际人数庞大的谋苦力的中国妇女却不成比例地只占“五一”节和“三八”节游行的极少部分，数量越少意味着她们在“劳动者”行列中的等级越低，也越容易遭到反对者的耻笑。
三、仪式中的情感与女工“劳动者”之生成
唱歌、演戏、演讲也是“五一”节仪式中的核心部分，其极具张力的情感表达，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使得参与者和观看者达到情感共鸣。事实上，延安的经验早有先例。在20世纪20年代，仪式中的视觉、声音等巨大的冲击已经促使女工主体意识在情感中生成。劳动节首先鼓舞了工人的“劳动者”认同，妇女节则加入了性别因素，促进了女工的“劳动者”认同。正是情感共鸣促进了女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缺失的农妇、女仆情感则反向强化了女工是“劳动者”核心的意识。
劳动节的热情气氛最先点燃参与者和普通民众对工人“劳动者”的情感。“五一”节纪念仪式不仅在观看的人群中引起了情感的共鸣，还带动了观者的身份认同。他们从鲜艳的旗帜、朗朗上口的口号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中，体会到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员，确立起劳动者的身份。工人们从意识到自己仅仅是普通做工赚钱者的身份，上升到自己是现代“工人”群体中的一员，并且认识到这个群体的力量之大，足以对付那些平时他们不敢对抗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三八”节纪念的情感高潮发生在1927年的武汉，这次纪念在一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举行，也是国共分裂前最后的绝唱。以女工为主的“劳动”和“劳动妇女”最后一次成为1949年前城市妇女节的核心主题。虽然这次纪念中仍然有大量的女学生，但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工人数量也很庞大。连外国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情况。仪式所产生的热烈气氛对所有在场的参与者都是强烈的情感冲击，使其产生了情绪的共鸣和身份的认同，同时也迅速有效地散布了谁是“劳动者”的理念。
四、节日仪式中“劳动妇女”边界的形成
在1920—1937年的城市节日仪式中，以女工为首、农妇为辅的“劳动妇女”并不囊括所有的妇女，她们的“劳动”也并非包罗万象。“劳动妇女”及其“劳动”具有边界。这些边界一方面是由其纳入方式划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在仪式中重点突出或者次第呈现女工、农妇、女仆等“劳动妇女”，并经过情感的沉浸与鼓舞使参与者获得身份的认同，“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内核得以确立。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少数国民党成员倾向于在仪式中采用纳入的方式。另一方面，边界也是通过排除的方式反向设定的。沉默、另立概念或者明确排斥都属于排除。采取排除方法的群体众多，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五一”和“三八”节仪式的旁观者和反对者都曾采用过排除的方法定义他们眼中的“劳动”，但他们背后的立场、目的不尽相同，对理论发展之影响也大相径庭。
第一，大革命失败前，由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主导的城市劳动节和妇女节仪式还没有意识到如何把家庭妇女纳入“劳动妇女”。他们仍旧较为倾向于把无酬的“家事”置于“劳动”之外。这种倾向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从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出来的现代“劳动”内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偶尔还会在报刊上质疑“家事”是否属于“劳动”，此时的两大纪念仪式极少有意识地呈现“家庭妇女”和无酬的“家事”，她们在当时的“三八”节仪式中很少见到踪影。
第二，“三八”节仪式旁观者和反对者的嘲笑和抵制也确立起“劳动”的边界。他们并不认为体面的“家庭妇女”会参加节日游行，这些在街上类似从事“家事”的妇女应为“阿妈乳母”。对反对者而言，“阿妈乳母”们没有政治觉悟，也没有什么先进性，她们从事的低级雇佣“家事”是否属于“劳动”值得怀疑，真正体面的城市家庭妇女主持的“家事”则是与“劳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总之，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阿妈乳母”干的“家事”，还是体面的家庭妇女从事的“家事”，都与“劳动”没什么瓜葛。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这些旁观反对者除了将“家事”排斥出“劳动”，无法对妇女“家事”或“劳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任何发展。
第三，大革命失败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极力撇清与之前由中共主导的妇女“劳动”运动的关系，其控制下的“三八”妇女节通过另立概念的方式将“劳动妇女”与“家庭妇女”区分开来，同时把“家政（家事）”与“劳动”切割，从而反向塑造了“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边界。
第四，白领职业女性及其从事的城市白领职业在大革命失败前的妇女节仪式中处于“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范畴以外。虽然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秉持统一战线，致力于团结各个阶层的妇女，当时受过较高教育的左派激进学生们也是劳动节和妇女节的热烈拥护者，但在仪式中，拥有职业的城市职业妇女既不是纪念宣传的主要对象，也很少出现在纪念活动中。
第五，在节日仪式里，“劳动妇女”树立起一个明确的边界，把妓女严格排斥在外。
20世纪20年代城市“五一”节和“三八”节仪式通过沉默的方式边缘化了家庭妇女的“家事”、白领女性的“职业”，20世纪30年代的仪式则通过另立概念的方式过于抬高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家政”，白领妇女增加了仪式中对“职业”的纪念，但这些城市仪式都未触及“劳动妇女”的“家事”。而且，“三八”节仪式旗帜鲜明地把“妓女”排斥在“劳动妇女”之外，把性劳动排斥在可接受的妇女“劳动”范围以外。这一排斥之前从未见于知识分子有关“劳动”的思想探讨中。可见，节日仪式作为传递“劳动”的实践，本身也在继承原先图式的基础上，不断地重塑和强化谁是“劳动妇女”、什么是妇女的“劳动”。
摘自《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2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