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花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摘要】《西北界图》是制作于1750—1776年的朝鲜私撰地图，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属于“彼我”类关防地图(彼指清朝，我指朝鲜)。从图源上看，中国图的底图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康熙分府图》,不过由于《康熙分府图》不包含黑龙江图，所以参考了《盛京通志》(乾隆元年)“黑龙江图”。另外，《西北界图》朝鲜图的底图是郑尚骥的《东国地图》,同时参考了朝鲜官撰《海东地图》。图上既用点线标注了鸭绿江、图们江边界，还用图标标注了穆克登碑址，但因受到《康熙分府图》(“鸭绿江图”“盛京全图”)的影响，将碑址错误地标在了小白山附近，从而与实际碑址(长白山东南麓)产生了距离。
一、前言
通过对《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进行再探讨，分析其与《皇舆全览图》小叶版及《盛京通志》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这些版本输入朝鲜的时间，考察其制图年代，从中可以了解清初的地理调查成果借助《皇舆全览图》小叶版及《盛京通志》等对朝鲜产生的影响。《西北界图》的左上端和右下端都有题记，除了记载清朝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地理信息以外，还记录了历史上女真部落及清军对朝鲜的军事攻伐路线，朝鲜称之为“贼路”，表现出对清朝的防备意识，分析该图题记既可以了解其制图背景，还可以辨别制图年代。
二、《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
《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是折叠式彩色地图，是纸质笔写本，现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共由６幅图构成，折叠起来是６个小册子，全部展开则是一个完整的地图。每幅图可对折为８面，折叠后的规格为２３．５ｃｍ、１７ｃｍ，６幅图全部展开后的规格为１４１ｃｍ、１３６ｃｍ。从《西北界图》的构成来看，包括朝鲜西北地区和陆海相连的中国地区，其中，朝鲜图包括咸镜道、平安道及黄海道的一部分，中国图则包括东北的黑龙江、宁古塔、奉天三将军辖区，以及环渤海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图上用点线标注了此疆彼界，故被称作“西北界图”。众所周知，《皇舆全览图》秘藏宫中，朝鲜人无法看到，但是《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仍传入了朝鲜，包括《康熙分府图》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于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由朝鲜使臣徐浩修在北京购得，收藏于朝鲜王宫图书馆奎章阁。至于《康熙分府图》何时传入朝鲜无明确记载，但考虑到此版本在清朝民间有流布，通过一年数度的朝鲜使行，估计在编纂后不久就传入了朝鲜，并成为《西北界图》的重要图源。
考察《西北界图》，其乌苏里江等部分与《皇舆全览图》相似，但黑龙江部分与《皇舆全览图》不同，表明另有图源。从河流的外形及地名的汉字拼写法来看，与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的疆域图十分相似，参考了其中的“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等。只是《西北界图》黑龙江入海口的流向与《盛京通志》不一样，因而《西北界图》的黑龙江部分，既参考了《盛京通志》，也参考了《康熙分府图》。此外，《西北界图》的奉天、宁古塔部分，无论是河流的外形还是山川名称，其地理名称的汉字拼写法与《康熙分府图》的“盛京全图”等相同，而前面提到的《古今图书集成》因不包含“鸭绿江图”，所以没有这么详细的支流名称，说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虽是《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之一，但并非《西北界图》的真正图源，《康熙分府图》才是其真正图源。
三、题记的内容及制图年代
题记的内容及制图年代折叠式的《西北界图》展开以后，在左上端和右下端都有题记，左上端是有关清朝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内容，包括名胜、四至范围、柳条边边门信息及盛京的沿革历史等，右下端是有关鸭绿江边“贼路”（贼指女真部落、后金及清）信息。通过对题记内容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１８世纪朝鲜士人对清国的认识及判明制图年代。
第１幅图的题记：参考《盛京通志》记载了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名胜，包括长白山等，选取了与清朝发祥有关的山川名胜，还记载了宁古塔城附近三处由火山喷发形成的自然景观，包括镜泊湖、德林石等。第２幅图的题记：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上半部题记概述了盛京统部、奉天将军等地区的四至范围及东西、南北距离。下半部题记记录了柳条边的边门信息，共分为三部分。其一是盛京兵部管辖的６边门，包括凤凰城门等，指出这些边门与朝鲜江边邑镇相通。其二是奉天府管辖的１１边门，包括发库门、彰武台门等，记载了这些边门与附近的开原、广宁等城的距离。其三是宁古塔将军管辖的６边门，包括半拉山门等，记载了这些边门与永吉州的距离，这是吉林新边。第３幅图的题记：概述了盛京即沈阳的沿革历史，包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移都沈阳称之为盛京，以及１６４４年入关定鼎北京的过程。以上有关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内容，以及鸭绿江边的贼路信息，凸显了朝鲜士人对清国的防备意识。
《西北界图》的图源之一——《盛京通志》，传入朝鲜是在乾隆六年，所参考的《盛京通志》也都是乾隆元年本，而不是乾隆四十九年本。《西北界图》朝鲜图的图源——郑尚骥（１６７８—１７５２）的《东国地图》，从郑氏生卒年月看，制作于１７５２年以前。图上标有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信息，如在天池东南麓标有“分水岭”“立碑”字样，另有“土门江源”等字样。可见《东国地图》制作于１７１２年穆克登定界以后，即是１７１２—１７５２年的作品。《西北界图》的另一个参考文献《海东地图》，据考证也是１７５０年代的作品，不但包括朝鲜八道郡邑图，还包括“朝鲜女真分界图”等。图上贴有标签，属于尚在编纂中的未完成品，不过地图的质量和完成度相当高。综合分析以上图源，《西北界图》的制图上限应该是１７５０年代，制图下限应该是英祖在位的１７７６年，是制作于１７５０—１７７６年的朝鲜私撰地图。
四、穆克登碑址和中朝边界认识
１８世纪大部分朝鲜地图，都将穆克登碑址标在长白山东南麓，但是《西北界图》是个例外，将碑址标在了虚项岭、小白山之间。笔者通过韩国影印古地图集《白头山古地图——韩国古地图中的白头山》来考察，在所收录的２４７幅古地图中，除了《西北界图》以外，只有另一幅《西北两界图》，将碑址标在了小白山附近。而这两个地图的共性是属于“彼我”类地图，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此外，《西北界图》除了在小白山、虚项岭附近标注穆克登碑，还用点线标注了中朝两国界线。如果通过点线考察两国边界，无论是鸭绿江、图们江边界，还是长白山地区边界，基本与穆克登定界结果相吻合。首先，在鸭绿江及图们江全段标注了点线，以此表明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其次，长白山地区的点线，从图们江上游开始，紧贴大角峰（黑石沟）和天池以南穿过，连接到了鸭绿江上游，以此表明长白山以北属于中国，其以南属于朝鲜。
在《西北界图》上，点线所标注的中朝边界和穆克登碑址不相统一，碑址离开点线标在了其南边的朝鲜境内，如果作为分界标志的碑址位于朝鲜境内，那就丧失了分界的意义，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标注呢？笔者认为这可能糅合了两种不同的边界观，即以长白山东南麓为界和以小白山为界，这主要是受到了中朝两国不同图源的影响。一方面点线穿过天池东南麓，这是朝方图源的标注；另一方面，穆克登碑址标在了小白山附近，这是中方图源如《康熙分府图》的影响。这种调合两种不同观点的做法，在《西北界图》的其他地方也有显现。如朝鲜一直有所谓先春岭位于图们江以北七百里，是高丽尹瓘开拓的北境的说法，意指朝鲜疆界曾到达图们江以北七百里，这是朝鲜初期被夸大的疆域观，但在朝鲜士人中影响颇广。《西北界图》克服了这种不正确的疆域观，承认以图们江（朝鲜称为“豆满江”）为界，在图们江全段标注了点线，与此同时，在图们江以北仍标注“先春岭高丽界碑，去庆源六百里”的文字信息，保留了朝鲜初期被夸大的疆域观。
五、结语
《西北界图》是编纂于１７５０—１７７６年（英祖２６—５２年）的朝鲜私撰地图，属于“彼我”类关防图，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是将中朝两国陆海相邻区的地图组合在了一起，虽然地图是违禁物品，但也由此成就了清代中朝两国的地图交流史。《西北界图》不但标注了城市、道路、镇堡、驿站、柳条边边门及烽燧等信息，还用题记记录了鸭绿江边的所谓“贼路”（女真、后金及清的侵袭路线）信息，凸显了朝鲜士人对清防备意识，也为该图增添了关防色彩。这诚然与朝鲜王朝吸取“丙子下城”（１６３６）的历史教训，不断强调“阴雨之备”和“内修外攘”有关，这也是包括《西北界图》在内的“彼我”类地图不断被创制的原因。
文章摘自《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约１１０００字。
